论刑法中的禁止不当评价
肖中华 周 军 阎 颖
刑法中禁止不当评价，是指在定罪过程中对于行为人的行为不能进行不恰当的价值评判，它具体包括禁止重复评价、禁止分割评价和禁止重合评价。
一、禁止重复评价
禁止重复评价，原本是刑罚裁量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禁止对法条所规定的、已经将其影响刑罚轻重考虑在内的因素，在刑罚裁量中再度当作刑罚裁量事实重复评价而作为加重或沽轻刑罚的依据。因为刑法的规定，使其早已作为决定各该犯罪行为成立与否及法定刑轻重的标准，故不应于刑罚裁量时再次考量。1例如，我国刑法典第236条第3款规定，强奸妇女多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强奸妇女三人以上的，依照刑法典第236条第3款处罚即可，不应就“行为人强奸了多人”这一情节再对行为人从重处罚。又如，对于在劫持航空器的过程中，以伤害手段劫待航空器的，只能定劫持航空器罪一罪，不宜再定故意伤害罪，因为刑法典第121条对劫持航空器罪的客观要件规定了包含伤害在内有“暴力”手段，故意伤害行为已经内涵于劫持航空器罪的犯罪构成之中，法条对此罪所定之刑，已将“暴力”手段的危害性评价在里面，而且还规定了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处死刑。再如，在越狱犯罪活动中，某行为人为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根据我国刑法典第317条第1款前半段的规定应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不能因为行为人为组织者中起重要作用者再次从重处罚，因为刑法典第317条第1款前半段在规定“5年以上有期徒刑”时早已将“行为人为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实际上，禁止重复评价不仅是刑罚裁量的一个原则，在定罪之中，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刑法领域强调禁止重复评价原则，2其法哲学根据在于刑事责任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有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3正因为如此，为了有效地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肆意膨胀，保障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人们在刑事司法中才总结和提炼出某些体现正义要求的刑事责任原则，并进而将有的原则立法化(如罪刑法定原则即是)。刑法正义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在惩罚犯罪、防卫社会的同时，切实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防止不恰当地加重被告人的责任，以期实现罪刑的均衡性，而禁止重复评价正是刑法正义性的题中应有之义。4从刑法的法律层面上讲，禁止重复评价的根据在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科学的罪数形态理论。由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有可能实现数个构成要件，这种状况究竟为一行为或数行为，是成立一罪还是数罪，在刑法的评价上应有可数性，如此才能决定行为人的行为究竟属于犯罪单数抑或犯罪复数，避免一罪数罚；否则，对于同一行为可能数次加以处罚，则无疑意味着罪责扩张，而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5尤其由于罪数不典型现象的存在，刑法必须通过罪数论，才能较好地贯彻和实现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如刑法典第233条、第234条和第235条分别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行为“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许多犯罪都将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或过失致人重伤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构成要素或量刑情节，刑法上述三个条文关于排除各该条法律适用的规定，旨在宣示对于同一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或者过失致人重伤行为，不得作多次评价。例如，交通肇事行为过失致人死亡，不应定交通肇事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因为刑法典第133条对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之设置，已经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一要素予以包涵。然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不可能、也不应完全完由刑事立法来解决，它的有效实现主要有赖于司法实践中个案的处理。当然，这一司法实践无疑需要正确的刑法理论特别是犯罪构成论和罪数形态论加以指导。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情况可知，司法人员对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偏离是时常可见的。以往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在抢劫过程中使用杀人手段排除被害人反抗而最终将被害人杀死的犯罪行为，大多数司法机关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对行为人实行数罪并罚，即是例证。另外，新刑法典施行后，对于一案走私多种对象的行为(如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走私行为，但走私的物品中既有武器、弹药，又有伪造的货币或者国家禁止出口的贵重金属、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动物等物的)如何定罪量刑，司法实践中做法很不一致：有的按照想象竞和犯的处罚原则作一罪从重处断，有的则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以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为指导，从一重罪处断是正确的；如果司法人员在头脑中牢固树立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便不致在究竟是定一罪还是数罪问题上反复纠缠、举棋不定了。在一些国家，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刑法中已经立法化，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对此原则加以规定，6这些立法例，对我国刑事立法而言不失具有借鉴意义。
需要指出，禁止重复评价与根据法律规定对具有数个同向情节一并加重或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并不矛盾。例如，行为人实施奸淫幼女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在强奸罪的法定刑内从重处罚，而行为人系与他人轮奸同一被害人，又该当该条第3款第4项，故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对行为人更大程度地从重处罚，如行为人系累犯，自然还要进一步从重处。不过，根据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一个情节是不能作两次以上评价的。不只是在已经确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如此，在罪与非罪的判断中也是如此。遗憾的是，以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销售数额、应纳税数额等等)未达定罪标准本不该定罪的行为，一些司法人员往往在定罪问题上自作主张，认为只要数额接近定罪标准而行为人又有其他“情节”(尤其是行为人以前曾受过刑事处罚)，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这种做法显然不合理和显失公平、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7(一)行为人既然对以往所犯罪行为已承担了刑事责任，就不宜再把这种已经受过评价的行为再作为新的“定罪”的情节考虑。(二)假如某行为人的违法数额未达定罪数额本不成立犯罪，但却因曾受过刑罚且刑满释放不满5年，不但要成立犯罪，还要以累犯论处。如此一来，“曾受过刑事处罚”一个情节，实际上不仅在充实犯罪构成要件、使行为由非罪到犯罪中起了促成作用，而且在量刑上也导致了较大程度的从重处罚。
禁止重复评价，与某些行为在客观上相似但实应作数个不同罪质评价之间也不矛盾。例如，行为人在向众人传授杀人方法的同时，又教唆某个被传授者杀害某人，对行为人分别依照刑法典第295条和刑法典第232条定传授犯罪方法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又如行为人肇事后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将重伤的被害人带离现场放任被害人死亡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对行为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实行数罪并罚，均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二、禁止分割评价
禁止分割评价，是指对于本应作一次性评价的行为，不得作两次以上的评价。违背此原则对行为人定罪处罚，既可能不恰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可能不恰当地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禁止分割评价原则，迄今我国刑法学界还少有人研究。笔者在这里结合我国刑法的有关立法内容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我国刑法典第204条规定第1款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期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第2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201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作为纳税人，在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将自己已经缴纳的税款之全部或一部分骗回，且按照刑法典第201条(偷税罪)的规定，所骗回税款数额达到定罪标准(即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10％以上且在1万元以上)的，对行为人以偷税罪定罪处罚，而不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在骗回自己已缴纳的全部税款之余，还骗取了一定数量的国家税款，且已缴纳的全部税款达到刑法典第201条偷税罪的定罪标准、超过部分数额也达到刑法典第204条第1款所说的“较大”标准的，则对行为人应当定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两罪，实行数罪并罚。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把同一个犯罪行为分割开来进行数罪性评价。这种立法在许多情况下导致行为人罪责的不当加重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与此相反，有时导致不当减轻行为人的罪责。例如，行为人缴纳税款后骗回的税款，骗回的已缴纳税款虽然达到偷税罪标准，但其中超过已缴纳税款的部分未达到刑法典第20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这样一来，对行为人定偷税罪一罪，却要在犯罪数额上减去超过已缴纳税款的部分。又如，有时行为人骗回的税款总数，无论按照刑法典第201条定偷税罪还是依照刑法典第204条定骗取出口退税罪，都够得上定罪标准，但一旦按照刑法典第204条的定罪处罚原则，则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都定不上。
在笔者看来，刑法典第204条第2款实属新刑法中的一大败笔。立法者的意图无非是要表明，纳税人将已经向国家缴纳的税款骗回，实质上就是偷税，和纯粹的不作为偷税本质相同，但实际上，不论是骗回已纳税款还是事先根本没有纳税而纯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本质上都应视为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罪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何况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已经变为国家财政收入、属于国家财产，行为人骗取等额财产完全是骗取国有财产，而非事后的“偷税”。从刑法典第204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法定刑高于偷税罪，立法者也许认为，将达到数额标准的骗税行为不扣除行为人已纳税款部分而一概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处罚，可能有失公平，但殊不知像刑法典第204条第2款如此立法反而削足适履，给司法实践带来无法克服的困惑，也给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罪数理论带来混乱。
分割评价把一个行为认为地分成数“段”来评价，与重复评价对行为不予以分割、只是完整地多次评价相比，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两者都是对本该做一罪、一次评价的行为作多次评价，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应当加以禁绝。
三、禁止重合评价
禁止重合评价，是指对应当作数罪、数次性评价的犯罪行为作一罪、一次性的评价。与重复评价正好相反，重合评价在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时导致“罪责的缩小”。当然，从最终对行为人的处刑而论，重合评价有时导致不当地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有时则没有。但是，重合评价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对行为性质即定罪问题上。从根本上说，如果定罪发生错误、评价失当，即使最终对行为人的量刑“客观上”适当，刑罚的适用也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基础。
从我国刑事立法来看，有些条文体现了禁止重合评价原则。刑法典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同时有强行与被拐卖的妇女发生性关系，或者非法剥夺、限制被拐卖者人身自由，伤害、侮辱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我国刑法中违背禁止重合评价原则的立法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比较典型的是：
(一)《刑法》第238第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致人死亡的……。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248条第1款规定：监管人员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据此三个条款的规定，对于非法拘禁他人而在拘禁过程中故意伤害、杀害被拘禁人的，或者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过程中故意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或被监管人伤残、死亡的，只认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一罪，对先前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行为不作评价。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吸收犯，故意伤害行为或故意杀人行为作为重行为吸收先前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行为即轻行为，因而从一重罪定罪处罚是合理的。但笔者认为，吸收犯中数行为之间的吸收关系，乃指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8上述情形中故意伤害行为或故意杀人行为与先前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行为之间，根本无吸收犯之余地。也许，以转化犯来解释这几个条文可能更为恰当，但这种转化犯的立法之科学性仍针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重合评价的不合理性，刑法典第247条和第248条笼统规定“致人伤残、死亡的”一概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也是大可非议的。因为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到，有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致人伤残、死亡”出于过失，将此等情形与故意行为一起确立为转化犯、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定罪处罚，显然不当，违背犯罪构成原理。
类似《刑法》典第238条第2款、第247条、248条第1款的情形，还有《刑法》典第292条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兹不赘言。
(二)《刑法》典第239条规定，对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尔后又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一罪定罪处罚，对故意杀人行为不作评价。尽管法条将杀害被绑架人的绑架罪之法定刑规定为绝对的死刑，在此立法前提下即使不另定故意杀人罪也足以严惩罪犯，但仅以绑架罪一罪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作评价，实际上没有在刑法上给予犯罪行为之无价值应有的否定，对行为人的法律谴责程度无疑大大降低。
(三)《刑法》典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的行为人，同时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或者同时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以拐卖妇女罪一罪定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据此，“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均为拐卖妇女最高一个量刑档次的依据，当行为人同时具有拐卖妇女行为这些行为时，这些行为在定罪方面上丧失独立性，不作法律评价。从渊源上说，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曾明确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兼犯有强奸妇女、奸淫幼女、非法拘禁、伤害、强迫妇女卖淫等罪行的，应按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并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款第4条4项，将“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等行为，作为拐卖妇女罪的几个严重情节加以规定，从而在立法上出现了当这些行为与拐卖妇女行为并存时对行为人只定拐卖妇女罪一罪的现实。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4月8日《关于拐卖、绑架妇女(幼女)的，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刑法典的全面修改过程中，尽管有的学者对于这种立法提出了批评，但遗憾的是，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仍沿袭1991年《决定》的做法，立法的精神丝毫未作更动。
不过，与刑法典第240条的立法精神不同，刑法典第318条第2款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对被组织者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刑法》第321条第3款也规定，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对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四)《刑法》第358条规定，行为人强奸妇女后迫使卖淫的，作为强迫卖淫罪的严重情节，对强奸行为不作单独的罪质评价，对行为人只定强迫卖淫罪一罪。刑法典的这一规定亦完全沿袭以前特别刑法的有关规定，即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2条第(3)项的规定。何谓“强奸后迫使卖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规定：“《决定》第2条第(3)项规定的‘强奸后迫使卖淫’，是指强奸行为与强迫他人卖淫的行为有联系，是强迫他人卖淫的法定从重情节。因此，只定强迫卖淫罪即可。如果强奸行为与强迫他人卖淫的行为之间没有联系，则应当分别定罪，实行并罚。”笔者认为，尽管司法解释强调这里的“强奸”行为与“强迫卖淫”行为之间的联系，但即便存在这种联系，也不应对“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情形只作强迫卖淫罪一罪的评价。理论上有人认为这种情形属于牵连犯，但实际上的“强奸”行为与“强迫卖淫”行为之间，不存在什么必要的牵连关系——强迫卖淫难道非得用强奸的手段不成?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情形属于牵连犯，作为手段的“强奸”行为也要比作为目的行为的“强迫卖淫”行为性质严重，对行为人应以强奸罪一罪定罪而不是以强迫卖淫罪定罪。
笔者认为，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出发，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罪质重合评价的规定，无疑应当“循法定案”，但司法人员更应对立法的不合理内容有所认识。除因立法不合理之规定不得已作重合评价外，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充分注意遵循禁止重合评价的原则。例如，对于在劫持航空器犯罪中既使用暴力手段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死被害人)，又另行愿意杀害无辜乘客的，应当同时认定行为在成立劫持航空器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实行数罪并罚。在笔者看来，刑法典第121条中的“暴力”，都必须与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有所关联、作为劫持的手段而存在，在航空器中与劫持航空器无关的杀人行为，应当另行不法评价。又如，行为人拐卖妇女，同时又故意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死亡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在笔者看来，刑法典第241条第1款第(7)项所说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死亡”，一般不包括故意行为，除非行为人是采用暴力、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而以暴力、麻醉方法故意导致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
注：
1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8月3版，第435页。
2与刑事实体法的“一罪一罚”、“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相适应，刑事程序上亦有“一事不再理”原则。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4参见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5参见林山田：“论法律竞合与不罚之前后行为”，载台湾《台大法学论丛》第22卷第2期。
6德国宪法第103条第3项即规定：“任何人不得因违反刑法之一行为而受多次处罚”。
7立法明确把数额大小和其他情节(当然，这个“情节”也不应包括行为人以往的犯罪事实)综合作为某个数额犯定罪标准的情况除外。
8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10〕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统筹引导各方面力量，支持和帮助遭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舟曲灾后恢复重建，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山洪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取得明显成效，建设更加美好的新舟曲，现就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有关政策措施提出以下意见：
一、基本原则
（一）中央为主、多方协作。考虑到舟曲县是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安排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甘肃省要加大投入力度，统筹安排社会捐赠资金、银行贷款、居民和企业自筹资金等，形成合力。
（二）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根据受灾程度，重点支持舟曲县受灾严重的城关镇居民住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灾害防治等方面恢复重建，同时兼顾舟曲县江盘乡等其他受灾乡镇恢复重建。
（三）注重衔接、统筹安排。舟曲县是汶川地震51个重灾县之一，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要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相衔接，从灾区实际情况出发，统筹安排恢复重建工作。
（四）总量包干、分类控制。中央财政对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实行“总量包干，分类控制”的管理办法，由地方政府根据规划项目和轻重缓急，统筹做好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社会捐赠资金、银行贷款和其他自筹资金的安排使用。
二、主要政策
（一）以中央财政为主安排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中央财政安排的资金包括：一般预算收入资金、车购税专项收入资金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资金。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央财政资金分年度安排。
甘肃省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集中财力用于恢复重建。民政部及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接收的捐赠资金，连同甘肃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甘肃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此外，加上银行贷款、居民和企业自筹资金等，共同组成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根据舟曲受灾及恢复重建实际情况，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住房恢复重建。
包括灾区倒塌和严重损坏的城乡居民（含中央垂直管理部门职工）住房恢复重建，以及一般受损住房经鉴定需除险加固的补助。具体政府补贴标准按国家有关政策确定。
2.城乡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包括整体破坏严重需重建或新建，以及局部受损需修复的道路（干线公路、乡村公路、城镇道路、机耕道等），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公用设施及配套管网，邮政服务设施，通信网络，电力电网，乡村供水、防洪灌溉、水文等水利设施的恢复重建。
3.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
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含中央垂直管理部门）等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其中教育、卫生设施恢复重建优先安排社会捐赠资金。
4.灾害防治。
包括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山洪灾害隐患排查及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急需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综合防治和白龙江堰塞河道疏通整治、灾后废弃物及淤泥处理等。对山洪、地质灾害以及白龙江流域的系统性、全面性防治纳入甘肃及舟曲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相关专项规划中统筹考虑。
5.产业恢复重建。
包括恢复重建舟曲工商企业、金融网点，恢复农牧业、林业生产能力，发展环保型产业和特色文化、旅游等产业。
6.生态环境等恢复重建。
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森林病虫害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灾毁土地整治以及规划确定的其他恢复重建任务。
（二）税收政策。
1.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1）对灾区损失严重的企业，免征灾后恢复重建期所在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2）对灾区企业取得的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款项和物资，以及税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批准的减免税金及附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3）在5年内免征灾区农村信用社企业所得税。
（4）对灾区企业、单位或支援灾区的企业、单位，进口国内不能满足供应并直接用于灾后恢复重建的大宗物资、设备等，给予进口税收优惠。
2.减轻个人税收负担。
对灾区个人接受捐赠的款项、取得的各级政府发放的救灾款项，以及参与抢险救灾的一线人员按照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规定标准取得的与抢险救灾有关的补贴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支持灾区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物等恢复重建。
（1）对政府为受灾居民组织建设的安居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转让时免征土地增值税。
（2）对灾区住房倒塌的农（牧）民重建住房占用耕地的，在规定标准内的部分免征耕地占用税。
（3）由政府组织建设的安居房，对所签订的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房屋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4）对因灾损毁的应缴而未缴契税的居民住房，不再征收契税；对受灾居民购买安居房，免征契税。
（5）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对经有关部门鉴定因灾损毁的房产、土地，免征灾后恢复重建期所在年度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经批准免税的纳税人已缴税款可以在以后年度的应缴税款中抵扣。
4.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1）对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给受灾地区的，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2）对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灾区的捐赠，允许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和当年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3）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物品）直接捐赠或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给灾区或受灾居民所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4）对专项用于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能够提供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单位出具的抢险救灾证明的新购特种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符合免税条件但已经征税的特种车辆，退还已征税款。
5.促进就业。
（1）受灾地区企业在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招用当地因灾失去工作的人员，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经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按实际招用人数和实际工作时间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可上下浮动20%，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具体确定。
（2）灾区因灾失去工作后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以及因灾损失严重的个体工商户，按每户每年8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凡未注明具体期限的，执行期限与国务院确定的灾后恢复重建期一致，适用范围为国务院确定的受灾地区范围。如果纳税人按规定既享受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也享受国家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税收优惠政策，可由纳税人自主选择适用政策，但两项政策不得叠加使用。
（三）金融政策。
1.支持金融机构尽快全面恢复金融服务功能。
加快修复基层金融网点，保障支付清算、国库、现金发行、统计、征信和邮政汇兑系统的安全运营，鼓励受灾地区金融机构适当减免客户账户查询、挂失和补办、转账等收费。
2.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灾区信贷投放。
（1）加大对灾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根据灾区恢复重建的实际需求，增加对灾区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继续对支农再贷款执行优惠利率，对灾区金融机构发放的支农再贷款在现行支农再贷款利率（一年期2.88%）基础上下调0.99个百分点，重点用于支持灾区农房重建；继续对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执行倾斜的准备金政策。
（2）对灾区实施倾斜和优惠的信贷政策。对灾前已经发放的各类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贷款、因灾不能按期偿还的，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为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充分考虑借款人的实际情况，参照有关规定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和措施实施贷款重组。
（3）加大对灾区重点基础设施、城乡居民住房、农牧业、中小企业和因灾失业人员的信贷支持力度。对因灾失业人员和吸纳受灾群众就业达到一定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参照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执行。
3.加强灾区信用环境建设。
（1）保护灾区客户合法权益。加快整理核实灾区金融机构客户基本信息；对暂时无主客户的债权，另账保存；依法确认和保护遇难者账户资金、金融资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加快保险理赔进度，提高理赔效率。
（2）对于符合现行核销规定的贷款，按照相关政策和程序及时核销。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对因灾形成的不良债务实施有效重组，帮助企业和个人恢复生产和偿债能力。金融机构应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可持续的原则做好灾区恢复重建的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
（3）加大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柜台、媒体等有效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强化还款意识，使受灾群众充分认识到灾后恢复重建贷款与重建补助、扶贫资金的本质区别，积极引导受灾群众树立“谁贷款、谁还本、谁付息”的理念，增强借贷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观念。
4.实施住房重建优惠信贷服务政策。
（1）对于有政府出资设立的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提供全额担保以及借款人提供完全符合银行要求的抵押物、质物的农房重建贷款，其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具体利率水平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农户收入状况与特点，提供灵活多样的贷款偿还方式，减轻农户的本金偿还压力。
（2）城镇灾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0%，具体利率水平和首付款比例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
5.实行外债减免政策。
对政府外债项目因灾造成的损失，给予债务减免，所需还款资金由中央财政承担。
（四）产业政策。
大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当地资源环境条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重点恢复重建生态旅游、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商贸物流、特色文化等产业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民族手工艺品等的生产。
（五）土地政策。
1.免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土地出让收入。
对灾区为安置受灾居民新建各类安置住房以及非受灾地区为安置受灾居民新建各类安置住房；灾区的行政机关、学校等事业单位，各类企业、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单位因灾造成房屋倒塌、毁损，需要在原地进行重建或迁至异地重建的，免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需要占用国有土地的，免收土地出让收入。
2.实行特殊供地方式。
凡利用政府投资、社会捐助以及自筹资金为受灾群众重建住房、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等，可采用划拨方式供地。对因灾毁按规划需要整体搬迁的工业企业，县级人民政府在收回其原有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可采取划拨方式供地；对在当地市县范围内易地重建的工业企业或其他经营性项目用地，同一宗地只有一个用地意向者的，可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并挂牌公示。
3.降低地价。
在未对因灾降低的地价标准进行调整之前，对投资规模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作用明显的新建工业或大型商业设施等项目用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地价标准，报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
4.保证灾后恢复重建用地。
对灾后恢复重建需要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国家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中优先安排，指标不足的，可预先安排使用。对规划异地重建的城镇和村庄，凡废弃村庄和城镇具备复垦条件的，可以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对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用地，可根据需要先行使用或安排供地。涉及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可以边建设边报批；涉及占用耕地的，可以边占边补，实行占补平衡。
5.建立建设用地审批快速通道。
根据灾区各类用地的特殊要求，减少审批环节，简化报批材料，调整审批程序，保证及时高效用地。
6.加大土地整治力度。
支持灾区开展土地整治，统筹安排灾毁土地的整理复垦，地方可统筹使用中央按因素法分配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省级留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资金重点开展灾毁耕地复垦，中央将给予适当补助。
此外，对灾后重建项目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部要开辟环评绿色通道，简化相关手续，协调相关环评机构开展对口支援。
（六）收费和基金减免政策。
在灾区恢复重建过程中，一律免收属于中央收入的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在灾区建设安居房、廉租住房及原址重建住房和加固住房，一律免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城镇公用事业附加等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七）教育特别资助政策。
1.对生源地为舟曲县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由相关高校及高校所在地给予适当资助。中央财政安排后续资助经费时对接收较为集中的省份给予倾斜。
2.对恢复重建期内迁出舟曲县就读的普通高中灾区学生，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全部免除学费和住宿费，并发放生活费补助，所需资金以中央财政综合定额补助为主，迁入迁出地政府适当负担。
3.中央财政在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特设岗位教师计划时，考虑灾区因素向甘肃适当倾斜。
（八）就业援助和社会保险政策。
1.加大就业援助力度。
（1）将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因灾出现的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及时纳入就业援助的对象范围，优先保证灾区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2）将本地就业困难人员正在参与的抗灾救灾相关工作，按规定纳入现有和新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认定范围，时限为三个月。对从事公益性岗位工作的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提供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3）对灾区企业在重建中吸收就业困难人员的，按规定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险补贴。
（4）对从事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5）对因灾中断营业后重新开业的个体工商户，按规定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扶持。
（6）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确保失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前提下，对灾区企业采取适当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等措施。
（7）按规定对灾区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三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8）灾区企业恢复生产、公路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对口支援项目建设，需优先吸纳当地受灾群众。地方政府要组织引导好受灾群众参加以工代赈和生产自救活动。
（9）鼓励东部沿海等地区支持和帮助灾区劳动者转移就业。对东部沿海等地区各类企业（单位）招用灾区劳动者，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为灾区劳动者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所需资金从东部沿海等地区就业专项资金中安排。对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给予一次性交通补贴，所需资金从灾区就业专项资金中安排。上述两项政策审批截止时间为2011年底。
（10）对灾区实行就业援助所需相关资金，按规定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适当支持。
2.保障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1）为解决灾区工伤保险基金收不抵支问题，对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伤亡的，在核实伤亡人数、伤残等级及具体待遇标准的基础上，按规定支付相关待遇，所需资金通过地方尽快实行市级或省级统筹、动用历年结余、加大基金调剂力度解决。
（2）对未参加工伤保险伤亡职工的待遇支付，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负责解决，企业（单位）无力支付或已不存在，并符合救助条件的，可通过相关的社会捐助、社会救助制度予以帮助。
3.保障养老保险待遇支付。
（1）对受灾较重、暂停生产的企业，允许缓缴社会保险费；对因灾无法恢复生产，经法院或有关部门宣告关闭破产企业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破产财产清偿，不足部分应按规定报批后予以核销。
（2）加大省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灾区的调剂力度，确保灾区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3）支持舟曲县全面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确保新农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参保农民因灾造成缴费困难的，由本人向新农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可以缓缴。
4.保障医疗保险待遇支付。
（1）抓紧恢复灾区各项医疗保障制度，妥善解决受灾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2）伤员应急救治工作完成后，受灾群众的医疗费用原则上通过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解决。
（3）今年内可在灾区实行过渡性医疗照顾措施，向受灾群众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一般常见病、传染病和卫生防疫。
（4）2011年至2012年灾区困难群众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需的个人缴费，由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帮助解决。
5.保障受灾困难人员基本生活。
对灾区符合《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失业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符合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临时生活救助等条件的人员，按规定纳入相应保障范围，享受相关政策待遇。
（九）扶贫政策。
1.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支持力度，在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和财政扶贫贷款贴息资金时向灾区倾斜，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对灾区贫困农村和农村贫困家庭予以倾斜支持，解决其灾后恢复重建面临的突出困难，帮助其尽快恢复发展生产。
2.加大以工代赈力度，鼓励灾区群众投身灾后恢复重建，参与建筑废墟清理、住房建设、小型基础设施修复等灾后恢复重建任务。
舟曲县其他未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直接影响的地区继续执行国家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有关政策。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强化领导、精心谋划、周密部署，把大力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二）明确责任，协调配合。甘肃省人民政府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负总责，要立即全面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和工作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指导做好相关工作。
（三）细化政策，完善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尽快制订有关政策措施的具体实施办法，明确政策措施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和执行期限，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进展情况和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各项政策措施。甘肃省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贯彻实施的具体操作办法，便于各项政策措施执行。
（四）强化监督，狠抓落实。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并督促和指导灾区人民政府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规范管理、有效使用，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取得实效。灾区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监督检查工作的主体责任，把监督检查的任务要求纳入恢复重建工作的总体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全面落实。
国务院
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