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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诉讼中反询问规则之设置
毕玉谦

一、反询问概说
　　反询问（crossexamination）亦称交叉询问，它是开庭审理询问证人的第二个阶段，即在提供证人的一方对该证人进行主询问后，再由对方当事人或律师对该证人进行的询问。
　　在英美法中，设立反询问主要基于两个目的：其一是旨在暴露对方证人的证言矛盾、错误或不实之处，以降低其证据的证明效力，或者证明这个证人是不可信的。其二，是旨在使对方证人承认那些对本方有利的有关事实。其中的道理在于，如果当事人一方的律师能够借助反询问方式推翻由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那么该方就获得胜诉的筹码。正如苏格兰政府法律总顾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麦克平伦先生认为的那样：“在法庭上，适当地应用交叉询问这件武器，无疑是引出对方证词的不可靠之处，从而证实案件真实情况的最佳办法。”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中最具诉讼特色的程序。证人在各自作证之后，还应接受对方当事人或律师的询问，以揭示证人证言和专家证言的不实之处或疑点，使事实审理者获得有关证人的证言或意见，以及值得怀疑、相互矛盾，不足采信的信息，以此来达到对主询问中获得的印象、感情或倾向重新加以验证或权衡的目的。“反询问的目的在于消除证人证言中对传唤他出庭作证的一方有利的部分，并且获得对反询问人有利的证人。通过反询问达到的这二个目的与争执点有关；但第一个目的必须借助反询问以寻求毁灭证人的信用才能实现。作为一种通例规则，反询问人比主询问人享有更为广泛的自由。他可以提出诱导性问题，他可以就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进行发问并证实那些被否认的事实的存在，他可以就证人的不良品格、先前的确信、不可靠性或抱有偏见进行发问，并且当这些被否定时将对这种确信、不可靠性在身体上或精神状态上的成因或者偏见予以证实。证人或许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加以反询问”1在英美法国家，对另一方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是当事人的一项当然权利，因此，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当事人的这项权利加以剥夺，否则，有关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宣告有关的证人证言为无效。2正如英美法学者泰勒（Taylor）先生所言，要求证人受请他出庭作证的当事人的对方的反询问的折磨，是正当法律程序中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以便发现该证人的感觉能力、观察能力，观察时的注意程度，记忆力以及说真情的倾向。
　　在美国，由于法庭询问最精彩的阶段集中体现在对证人的交叉询问过程中，并在发现事实真相上显示了极为有效的作用，因此，被盛赞为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所创就的最大法律运作机制的美称。
二、律师致力的目标与反询问中质疑所涉及的层面
　　尽可能短地完成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是律师努力争取的目标，因为，时间过长的交叉询问有可能使事实审理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这位证人的证言具有可信性。这样便使得交叉询问的努力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从诉讼技巧上，律师不宜给对方证人提供过多的时间和机会，使他能够乘机对自己已提供的证言作详尽的说明，从而增大证据的可信度。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律师在交叉询问中，无论他打算提出的主张能否在法庭上得到证实，都要在庭审前对所要提问的对方每一个证人的历史及背景情况进行调查，即便不能做到如数家珍那样详尽、准确，也要尽可能地力争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在询问过程中牢牢把握主动权。在交叉询问中，律师总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穷追不舍地寻找对方证人提出的不利于己方证据的缺陷，以削弱其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在庭审过程中，每一位律师向对方证人的交叉询问，总是显得像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般的刻薄与挑剔。
　　在英美法国家的庭审中，律师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所采用的质疑方法，主要涉及到六个方面：其一为感觉缺陷；其二为证人的品格；其三为证人的精神状态；其四为证人的重罪前科与劣迹；其五为该证人以前的自相矛盾的陈述；其六为证人一方的利益或偏见。例如，就拿感觉缺陷而言，它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即由于该证人限于视力差、视觉模糊或听力差等生理上存在的感觉缺陷，因而在事实上不能够借助其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观察和感受到他在直接询问中所陈述的内容。即便这些生理上的缺陷通常都是借助交叉询问方式来发现的，但也并不排除有时亦可以运用附带证据来证实该证人确实存在感觉上的缺陷，即凭借反映其感觉缺陷的其他证人的证言来发现。
三、反询问中的有关规则
　　交叉询问是一种比主询问更具灵活性、对抗性的问答形式。法律上一般对它所作的限制要比对主询问有更少一些的限制。
　　根据英国法，律师既可以不受限制地试图证实新的证据，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对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甚至还可以提出任何被他认为与案情有关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唯一的例外是，律师不得试图通过贬低对方证人的方法（即攻击其作证有偏袒）来削弱对方证据的可靠程度。英国法律对这些规则的设置显得既十分具体而又十分繁杂。其中一些规则的设置是旨在尽可能避免对事实审理者产生不良影响而刻意制定的，比如，某些诉讼争议之外的事实不能让事实审理者知悉，以免影响其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律师可以就对方证人的品格进行发问，并且允许提供证据，以证明某证人系带有偏见或者证人系有不诚实的名声。比如，有一个女证人，她是其中一方诉讼当事人的女管家，这时，便可以对她进行反询问，以证明她的证言带有偏见。与此相比，在刑事诉讼中，除个别例外情形外，律师不得询问有关被告人品格问题。但是，若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品格良好的证据，或者向起诉方证人提问，设法使他们承认被告人品格良好，从而使被告人的品格成为争议的焦点问题时，起诉方的律师就以为反驳被告方的主张而提出被告人品格不良的证据。
　　根据美国联邦证据法规定，交叉询问限于直接询问时的主题和与证人诚信有关的问题。法庭经斟酌决定，可以允许像直接询问那样对附加的问题予以询问〔第611条（b）〕；在交叉询问时，可以允许一般的诱导性问题〔第611条（c）〕。
　　除在成文法上制定了相关规则外，从英美法的一些判例中也可以体现以下规则：
　　（一）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除非他有在反询问中予以考验其真实性的机会，否则是不可采纳的；
　　（二）反询问不限于在主询问中证明的事实，能针对一切争执中的事实或有关联性的事实以及尽管没有关联性，但可以用来质疑证人信用或可靠性的事实，比如他过去所作的不一致的陈述；
　　（三）导致答复的问题可以提出，证人必须答复；
　　（四）反询问应针对事实，而不是针对论据；
　　（五）如果认为本来属于不可采纳的文书，但因是在反询问中提出的，而予以采纳的，那将是错误的；
　　（六）不反询问证人可能等于接受他对某一事实的陈述；
　　（七）除仅为提出书面申请证人出庭外，所有证人都能受到反询问；
　　（八）法官可以在反询问中不准许提出他认为是尽人所难或无关联的问题。3
四、有关立法例
　　一些英美法国家在立法上对反询问的目的和事项直接加以规定，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614条规定，法庭可以自己提议或者根据当事人的建议传唤证人。所有当事人均有权对传唤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对该条规定，美国学者（Saltzburg）认为，联邦证据法第614条明确地确立了一条法则：联邦法官不只是一个解决争议的裁判者，他们还有权传唤和询问证人，因此，审判法官有权采用必要行为，而对陪审团的决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即使在审判法官自行认定事实的案件中（没有陪审团参加），法官所采取的行为如传唤证人及询问证人都有相当大的潜力来影响他们的作证，从而影响他们所说的说服力。加利福尼亚州的证据法特别指出，法院可以指挥证人交叉询问的顺序，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当法官可能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传唤某一证人，而那时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想到，应传唤这位证人出来作证。4这一点可以说是与英美法的传统相背离的，因为，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是当事人的一项当然的权利。并且，根据美国的审前会议已就哪些证人出庭作证予以事先安排，并在事后的审前裁定中予以确认。
　　根据加拿大证据法的规定，凡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均负有提供证据并询问证人的责任〔第58条（1）〕。除非对证人的证言起到表白或并不引起争议或起启发性作用，或除非明显使人感到证人只愿意回答的问题使当事人确信将对案件的正常审理带来严重的影响，否则，该当事人对其传唤的证人不得进行诱导性询问〔第59条（1）〕。对此，加拿大法律修改委员会的学者认为，由对方当事人向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是用来测试该证人在主询问中作证时是否讲真话，或者他是否出现差错或被误导的一种最好不过的方式。因此，现行法律一向允许这样的反询问，这已在证据法第59条（2）项中予以确立。但是，一旦证人所作证言出现向反询问一方有利发展方向的偏差，那么将适用禁止诱导性规则来使这种偏差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5
　　菲律宾证据法第132节第6条规定，在主询问结束后，对方当事人可以由针对证人在主询问时陈述的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事项对该证人反询问。反询问以充分的全面性和自由性审查证人陈述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是否受利益或偏见的影响。反询问还可使证人说出与争议问题相关的所有重要的事实。
五、对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导入主询问与反询问方式的评析
　　在少数一些大陆法国家，由于英美法的影响而导入了主询问与反询问的方式，例如，日本现行的诉讼模式，对于证人的询问与过去不同，而采用直接询问制，即包括主询问与反询问。因此，传唤证人的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的反询问，以及对证人的答复或对于法院的处分，均可以表示异议。6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受美国民事诉讼的直接影响，引进的这种交叉询问的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陆法与英美法在询问证人方式上的一种折衷或结合。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4条（1）规定，证人由提出对其询问的当事人先行询问（即主询问），在其询问完毕之后，再由其他当事人进行询问（即反询问）。但是，虽然日本的这种询问证人的方式显示了英美法中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是与英美法还是存在相当差异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英美法中的证人可由当事人传唤到庭，而在日本，证人则只能由法院传唤。
　　第二，在英美法中，询问证人主要由当事人进行，法官对证人的询问处于从属地位或仅起辅助作用，而在日本法的询问证人方式上，则体现的是一种当事人与法官并重的特征，法官对证人询问的作用并不亚于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甚至在一些情形下，法官就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起限制性作用，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4条（2）、（3）规定，审判长在当事人的询问结束后，可以询问证人。审判长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自行询问或准许当事人询问。可见，在英美法中那种贯彻始终的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模式在日本法中不能体现的淋漓尽致，而要受制于审判长的裁量。
　　第三，日本的审判长从诉讼指挥的立场出发，就当事人对证人进行询问主动进行干预的作法，与英美法中要求法官应当以超然、消极甚至是被动的态度来调控询问证人程序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4条（2）规定，当事人的询问与已进行的询问相重复时，涉及与争执点无关的事项时或认为有特殊必要时，审判长可以限制询问。
　　第四，在英美法中的询问程序中，尤其是其中的反询问程序，为了实现其削弱证人证言的证据力以及降低该种证据的可信度的目的，相应设置了一系列的适用规则来处理诸如诱导性询问、对证人品格及行为的质疑、唤醒证人的记忆、敌意证人的出现等众多问题，而日本法则对此缺乏相应的规定，这也是日本法中的询问证人方式及程序与英美法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西班牙，当事人须将进行反询问对方证人的问题通过质问书（interrogatory）的形式先提交给法官，由法官加以审核，当法官认为提交的反询问问题与案情具有关联性时才予认可。准备在反询问中提出的问题必须事先封存在一个信封里，直到庭审中询问证人开始时才能打开。如果未能按要求这样封存反询问的问题，那么，有关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只能在法官的监管下开展。7可见，西班牙的反询问方式仍具有较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
　　在西班牙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询问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即在证人宣誓和回答完一串联有关个人情况的法庭询问后，证人将由传唤其出庭作证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主询问，询问的问题应限于经法官事先认可的范围，接着由对方律师对其进行反询问，反询问的问题也不得超出经法官认可的范围。在回答每一问题时，证人必须采取口头形式，不得利用任何书面材料。在证人作证时，不允许打断证人的陈述。在所有证人作证之后，双方的律师可以就未经法官认可为具有关联性而在询问中提出的任何直接询问的问题或反询问的问题向当事人发问。法官可以依职权或应其中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向证人提出问题以澄清证人在接受律师询问时所陈述的那些案件事实。8可见，西班牙这种“结合式”询问证人模式是两大法系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一种较完善的融合，这种作法既保留了大陆法一些固有的特色，又吸收了英美法的一些宝贵经验，势必会对两大法系在审判方式上的发展走势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
六、反询问中的固有缺陷
　　但是，不幸的是，交叉询问也有其固定的弊端。由于包括交叉询问在内的诉讼机制所使然，诉讼的成败，不是取决于案件原先就存在的证据，而是受制于庭审过程中经过双方出示和激烈的争辩，并且经事实审理者裁决认定的证据，而后者常常又与律师采用何种方式、技巧或手段进行交叉询问有极密切的联系。为此，有些律师便认为，既然交叉询问的目的是力求证实对方证人缺乏可信度，证实该证人所提供的证据缺乏可靠性，并乘机使对方证人承认某些有利于本方的事实；而法律又规定在交叉询问中可以对证人进行诱导，且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采取任何方式进行诱导，因此，不惜利用交叉询问的良机对对方证人造成某种恐吓和威胁；另有一些律师则借助于交叉询问规则所赋予的较为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在一些枝节或烦琐问题上进行无端的纠缠，借以迷惑事实审理者的正常视线，扰乱事实审理者对案件的事实的实质性问题作出较为理智的判断，导致案件的判决发生差错。这些教训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反省。
七、对我国设置反询问规则的探讨
　　对于我国设置反询问规则的必要性，可参见主询问规则中的相关内容，这里不再赘述。9反询问是英美法审判方式上的主要精华之一，反观大陆法一些国家如日本、西班牙等对反询问规则的借鉴与引入经验及教训，笔者认为，设置我国的反询问规则应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借鉴英美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发挥大陆法审判方式上的某些优势，为此建议：
　　第一，反询问应限于与案件事实有关的问题，在此，像主询问一样，应注重发挥审判长的指挥权，审判长在反询问中可以制止一切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或使证人感到难堪的事项等不适当的询问；
　　第二，反询问一般应限于证人在主询问中所涉及陈述的范围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事项；
　　第三，反询问是旨在证实或审查证人陈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否受任何利益或偏见的影响，因此，允许询问人提出诱导性问题；
　　第四，在再主询问之后，对方当事人可以就对证人在再主询问中陈述的有关事项进行再反询问；
　　第五，当对证人的询问的事项与系争事实无关，或容易产生误导、混乱，或造成不必要的拖延、浪费时间或者重复赘述，或使证人处于极度难堪，有伤社会风化时，审判长应及时予以制止或限制；
　　第六，在当事人对证人反询问结束后，审判长可以进行补充性询问。并且，如认为必要，审判长可以随时询问证人；
　　第七，应当指出的是，按照我国现行的庭前准备程序设置是完全不具备对证人进行反询问的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诉讼构架上不能采取单纯肢解移植的方式，为了吸收日本在此方面的深刻教训，?有必要在庭审前设置旨在披露证据的发现程序，通过双方交换证据，并以举证时限来严格限制当事人对交换证据的懈怠，预先确定事实争执点，对有关证据和争执点通过审前裁定的形式予以固定，为主询问与反询问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八、关于询问规则的立法建议
　　第一条证人由提出对其询问的当事人先行询问；在其询问结束后，再由他方当事人进行询问。
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的新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3级民商法硕士 李学林


【摘要】减持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例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要做到既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又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须更新思路.本文将公司类型分为战略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并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分别提出了设立金边股和无表决权的优先股的国有股减持新思路.
【关键词】国有股减持;金边股;优先股;无表决权股
现阶段，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公司股份可以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种类型（注：这里的法人股不包括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股已包含在国有股的分类之中）。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
由于国有股在上市公司总股本中的比重过大且难以上市自由流通，造成股权结构不合理，这不仅不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严重影响到国有资产的充分利用。
总的来说，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弊端主要有：
第一，由于大股东的绝对控制，数量众多的中小股东缺乏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实际上，只有“国家”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施加独断性的决定和影响。公司管理层唯“国家”这个大股东之命是从。这不仅挫伤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也使得上市公司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控股股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平衡，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也阻碍了上市公司资金运营质量和运作效率的提高。
第二，由于上市公司是国家控股，国家要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就要选派自己的代表进驻公司，国有股代表往往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或企业的上级部门，这些部门与公司经营者之间往往既存在资产所有者与代理人的关系，又存在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国有股占控制地位的现状进一步强化了行政部门这两种身份的混同，进而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在使用上的混淆。这种身份关系和权力使用的错位，必然造成了行政机关对企业管理层干预过多，影响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甚至会导致国有上市公司将募集的资金优先用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把股东的投资回报放在首位。
第三，由于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属于非流通股，难以通过二级市场上市流通、转让，造成国有股权的相对冻结和股性呆滞，这样，大量的国有资产滞留在上市公司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不利于提高国有资金的营运效率和国有资产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①
要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必须进行国有股减持，以减少或消除国家对上市公司经营行为不适当的干涉和影响。
所谓国有股减持，即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股东，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全部或部分出让其股份并得到现金的过程。从1999年底，国有股减持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以来，政府部门，、企业和理论界提出了众多的减持方案，然而，鲜有能为市场和社会公众接受的成功案例。
本文拟从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的角度，给出国有股减持的新思路。
对于企业来说，其存在的目的，价值或生命就是赢利，并将利润分配于其成员。然而，由于一部分企业事关社会公众的消费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就必须对其赢利本质进行限制，使之更符合社会的需要。
由于不同的企业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国家需要对企业施加控制和影响的方法和程度也就不同，对于数量众多的竞争性企业，国家完全可以鼓励民间资本的大量涌入，通过市场规律引导企业行为，国家仅从法律和政策上进行宏观的调控，以引导这些竞争性企业向着适应社会需要的方向健康发展。对于一些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有特殊影响的行业或企业，国家可以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行为施加直接的影响，防止其滥用企业的经营自由权，损害社会的利益。
因此，对于不同的国有企业来说，国家需要控制的程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适合所有类型企业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在国有股减持的操作过程中不能不顾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本文中，作者将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并给出不同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以达到既有利于企业正常发展，又能实现国家适度、有效控制的目的。
根据企业对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将企业分为竞争性企业和战略性企业两种类型。
所谓竞争性企业，是指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影响不大，能完全依据市场运行规律进行调整和规范的企业。比如商业、纺织、家电等行业。对于这类企业，国家只需进行法律和政策的引导，而不必进行直接的控制，这些企业本身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以实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市场资源的目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所谓战略性企业，又称非竞争性企业，是指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对于战略性企业，国家需要对其重大的经营行为进行控制，在特定的情况下限制其经营自由，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比如交通，能源，航空等企业。这些企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必须从严控制，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政策和法律的引导，更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对于企业改变公司章程、出售其资产的重大决策行为，国家可以行使否决权，不能因为企业赢利本能而忽视了社会的安全和大多数消费民众的需要。
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国家需要控制的力度是不同的，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国有股减持的方案是也不同的，只有考虑到不同的企业特点，才能提出有针对性地操作方案，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建立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又能维护社会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的现代企业制度。
下文将针对战略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的不同特点，提出国有股减持的具体方案对策。
一，对于战略性企业，在国有股减持中引入“金边股”的概念，将国有股转化为“金边股”，实现企业正常经营和国家有序控制的有效结合。 ②
“金边股”是源自英国法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中，国家持有的具有特殊权利的一种股份。国家可以凭借该“金边股”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控制。在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中，金边股的数量极少。比如，公司发行的总股本有10000股，金边股仅是其中的一股。而国家仅凭借这一股，就可以对公司的重大决策行为施加影响。
在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中，公司股份都是同股同权的，每一股份的权利内容都是相同的。拥有相同数量股份的股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中拥有的相同的权利，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越多，对公司的控制力就越大。
引入“金边股”的概念后，“同股同权”的传统观念就要被打破，“金边股”的数量极少，但这一股份拥有其他普通股份所不具有的权利，即对公司重大决策行为的否决权。
国有股转化为“金边股”后，由于国家在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中只拥有一股，从股份数量上来看，国家可能是拥有公司股份最少的股东。这样，国家便无权向公司董事会选派自己的代言人，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国家也无权过问。这就有力的保障了公司根据市场规律灵活的安排自己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优势。然而，由于这些公司对国家经济和安全有重大影响，如果失去了政府控制，就可能出现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利影响。因此，对这些公司的某些重大决策行为，国家可以凭借“金边股”的特殊权力行使否决权。
在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操作方案中，可以借鉴英国设置“金边股”的做法。
原则上讲，只有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非竞争性领域，比如航空、能源、交通等行业，才将国有股转化为“金边股”。考虑到这些行业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意义，对于这类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行为，比如修改公司章程，转让超过一定比例限制的公司资产，进行超过一定数额的重大投资，公司的分立、合并等等，要求公司将这些行为上报，经过国家的批准。如果国家认为这些重大经营行为背离了社会公益，就可以行使否决权，使公司的这些行为归于无效。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哪些行业，哪些公司可以设置“金边股”，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否决权，在多大范围内行使否决权，行使否决权要经过什么程序，这些都是必须深入研究和详细论证的问题。
二，对数量众多的竞争性企业，可以将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优先股和劣后股，有表决权股和无表决权股是公司法中股东股份的常见分类方法。对于上市公司中的竞争性企业来说，将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是操作性很强的一条有效途径，对于现阶段国有股减持，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普通股的股东来说，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后，国家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
第一，国家享有股息、红利的优先收取权。作为优先股股东，国家对其投资享有固定的股息，股息率不随公司的经营状况而改变，国家可以按公司章程优先于普通股的股东领取股息和红利。
第二，国家享有公司剩余财产的优先分配权。在公司解散时，国家作为优先股股东，享有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剩余财产的权利。这就保障了国家的投资安全，减少国家投资的风险。
第三，作为无表决权的股东，国家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决策行为没有表决权，或者表决权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就有利于约束国有股股东的行为，防止其滥用投票权，干涉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保障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自己的经营行为。当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国有股作为“无表决权”股东都不享有表决权，当国有股作为“优先股”的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国家不能优先享有股息、红利的收取权和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权时，国家便恢复享有表决权，以维护国家的利益。③
可见，把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既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也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结语：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对国有资产的充分利用，必须实现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减持。在具体的方案操作中，必须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建立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和市场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注释
① 参见 郭峰主编: 《证券法律评论》 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总第 2期
② 参见 强力:《证券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年8月第一版
③参见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