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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规模变化与原有施工图设计文件关系解析
——评一起建筑工质量纠纷案件

韩立强律师 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


内容摘要：建筑设计活动中国家管理的强制性，决定了设计活动的特定性。因此，未经合法途径变更设计文件，将原有设计用于建筑规模有所改变的工程，原有设计图纸效力已经丧失，以来于变更后数据所建设的工程，即便存在质量问题，与原有设计文件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施工图设计 建筑规模
一、基本案情：
2002年，甲委托乙为其出具四层框架结构图书馆施工图设计图纸一份，后在施工中，甲与施工方丙达成补充协议，在未向建设行政部门报批施工图的前提下，擅自开建，并最终建成六层框架结构图书馆。建成后甲会同实际使用方丁初步验收后即投入使用。2003年1月，丁意图变更该建筑使用用途为教学楼，于是委托戊对该建筑进行检测，鉴定得知该建筑基础砼强度不符合要求，但未对甲、乙、丙提出任何异议。2005年7月，丙以工程款欠款纠纷将甲、丁诉至A地法院，丁反诉称建筑存在质量，后经法院审理，因丁无相关证据且超出时效，驳回其反诉请求。判决生效后，丁于2007年2月向B法院对乙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建筑质量存在缺陷，确认乙建筑设计存在缺陷，并拆除建筑，赔偿损失。
二、本案涉及法律问题
1．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得二诉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111条（五）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就本案所涉法律问题讲，六层框架结构图书馆建筑质量问题经A法院作出判决且已生效，具有既判力。原告就同一事向具有管辖权之其它法院提出诉讼，若认定本案一事二诉，诉争当应驳回，问题焦点则为A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或原判决的申诉问题。诉讼中，这一点双方争议很大，原告以主体不一为由提出反驳，但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设立之目的，一方面在于对法院即判力的尊重，另一方面在于节省诉讼资源，防止就一事不同判决的出现。因此，由于B法院受理的案件在诉讼标的、原告诉讼请求、理由与A法院判决项下反诉部分系争法律关系、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高度同一，既然实体问题业经法院判决，属于典型的一事。至于主体差别问题，我们认为，诉讼对象的不同并不代表实体问题主体上的不同，只要实体法律关系指向一致，主体的变化可在所不问，否则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权利、义务的约定转移达到规避一事不再理基本诉讼求求的目的，使得主体难于预想利益状态的安定，进而与其间利益之衡量有所不符。可见，本案，原告就同一事实、同一纠纷、同一诉讼主张再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有违一事不再理的程序要求，其诉请应予驳回。
2．诉讼时效与建筑工程质量保证期限（建筑合理使用期限）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在诉讼中，原告提出建筑质量问题只要出在质量保证期内，责任方都应承担责任。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原告起诉乙方时，检测报告出具已有近4年时间，可见，对于工程可能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原告与报告出具时即处于明知状态。这已超过《民法通则》第135、137条两年时效期限，其间且无中止、中断情形，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意见第153条的规定，应驳回诉请。具体而言，就本案件主体结构和基础工程而言，施工方、设计方并没有与甲方设定一个明确的质量保证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条例》第21条，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本案建筑设计委托发生于2002年，文件中未注明合理使用年限，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时对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也无明确约定。依照《建设部关于设计单位执行有关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限问题的通知》，合理使用年限应按照工程有关建设标准、规范中的合理使用年限确定。换言之，即按照当时已生效的《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1.0.5、1.0.8确定，应为100年。因此，若以此为准确定本案建筑的保修期限，乙方仍可能存在责任。但问题在于诉讼时效与质量保证期并非同一概念，原告申称时效未结束是对质量保证期与诉讼时效的严重混淆，这二者存在天壤之别，质量保证期间适用对象含请求权和形成权，诉讼时效适用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只产生请求权消灭的效果，权利其他权能并不丧失。而质量保证期间届满，一般权利本体也随之消灭；质量保证期间一般还不发生中止、中断、延长问题；起算点方面这二者也有所不同，工程质量保证期一般从竣工验收后起算，而诉讼时效一般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于质量保证期内，使用方向责任方主张标的物不符合约定时，质量保证期间就功成身退，让位于诉讼时效制度。自使用方或发包方请求施工方、设计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期限届满次日起，期间则转换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进行。单纯诉讼时效期间则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简言之，即便还在合理期限以内，只要诉讼时效已经起算并届满，原告的请求依法就不应保护。
3．四层楼建筑施工图设计图纸与本案系争六层楼图书馆是否存在关联
抛开时效问题不谈，本案仍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1）丁诉称指向为六层问题楼，其与乙应甲之要求设计的四层框架结构的图书馆并非同一物；原有设计图纸与本案问题楼依赖的设计图纸形式上不具有连贯性。
设计活动较强的国家管理性和建设工程合同本质上的承揽合同特性，决定了建筑工程设计明显的针对性、严肃性、完整性和技术性受制于标的物的特定化和基础材料的完备性、特定化。因而，发包方对于标的属性的准确表述直接决定设计成果的价值，设计合同的全面、实绩、完全履行对发包人的具体要求有着强烈的依赖。任何基础支撑材料的变化，不仅可能导致设计成果与发包方的初衷不一致，更会导致原有设计成果的整体推翻。就本案言，首先，六层楼与四层楼在建筑规模、工程结构截然不同，二种建筑规模对结构抗压、地基及梁柱荷载、地基基础有着天壤之别的要求。由于建筑规模作为设计标的物的主要特征，其内容的变化，如加层、用途变化，直接涉及到对梁柱结构、地基承载在设计要求上的变化。其中，层数的增加涉及到建筑物永久荷载和竖向荷载的重大变化，建筑物用途的变化如人流量及可移动设备配置的变化涉及到可变荷载的变化。作为建筑结构设计的主要依据，荷载的大小和作用方式又决定建筑结构的形式，构件的材料、形状和尺寸。可以说，涉及建筑规模方面如加层等问题的变化，是关系到设计图根本性内容更改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在无变更修改委托前提下，六层建筑设计并不意味着原有四层设计和两层的简单累加，本案系争六层楼建筑与原四层楼图书馆设计并无连续性、同一性可言。
其次，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暂行办法》《湖北省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办法》有关规定，设计图出具后，建设单位应将设计施工图报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有关审查机构，进行结构安全和强制性标准、规范执行情况等内容审查。未经审查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得使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并规定，建设单位提交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技术资料及已按规定进行了审查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开工。换言之，施工图设计文件须经建委认可后方可交付施工。本案中，就乙方设计行为与建筑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之间的关系看，若甲、丙严格按照乙方的设计建造四层图书馆，建筑的施工与设计活动之间存在呈上关系，其间存在因果关系尚可自圆其说。这种情况下，鉴于设计文件严格遵照有关设计规范与技术标准进行，若按设计图纸要求施工，一般不会出现类似质量问题。但事实上，从乙方依法如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履行工程设计合同，出具设计图纸并交付甲方起，乙方就基本被动的脱离了系争建筑的建设活动，建筑物的建造、技术交底乃至验收阶段，乙方从未收到有关通知。对这一设计成果的运用状况，由于自身主体地位、业务条件所限，乙方已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从设计规范角度看，本案系争六层建筑的建成，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与乙方按甲方要求出具四层图书馆施工图设计时的预期严重背离。出现责任方未依法变更设计文件，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加层等系列行为始，设计行为与建造活动之间“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对应顺序已严重打乱，甲方已欠缺按乙方设计图纸具体进行施工的真实意思，而设计成果本来具有的指导性地位，由于一系列设计单位无法控制、预见的行为的出现，局面已经完全失控，设计行为的指导性作用已经无从体现，乙方原有设计与本案系争六层建筑无任何关联。简言之，自丙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开建六层框架结构图书馆之时，乙方原有设计已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原有设计与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告中断。这从A判决查明的工程从原来的四层图书馆擅自增加两层的事实，也可佐证。
由于乙方无六层楼的设计行为，按照“谁行为，谁负责”的基本法理要求，当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至于连带责任的诉请，乙方不存在违法行为，也尽到应有的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意思上的联络更不存在，因此，其诉请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纯属无稽之谈。
（2）即便认为乙方四层楼设计与原告诉争图书馆曾经存在某种关联，也存在委托方将设计文件用于委托外之其他工程或委托方擅自修改设计文件的问题，而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从委托方产生该行为之时，原四层楼设计文件已归于无效，这种关联也已中断，诉争六层楼质量问题与第二被告也无关。
依照《建筑法》第58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28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第5条、《湖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第33条之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修改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并且，未经承接方许可，委托方在委托业务中不得将承接方设计文件用于本工程以外的工程。
结构由四层到六层，涉及工程结构安全与地基基础的重大变化，必然存在设计图纸的修改问题或将原有设计文件用于委托外之其它工程的问题（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第39条之规定，自甲方将四层图书馆设计图纸用于约定以外的六层楼建设工程项目始起，原四层图书馆设计文件已归于无效）。但不论有关方存在那种行为，加层、改建项目未履行工程报建手续，方案未经正式设计，施工过程无质量监督，竣工无合法验收都是客观存在的。自始至终，乙方从未收到关于原有四层楼设计图纸变更请求，然六层楼确实已经建成，且不论该六层楼设计是否与乙方有关联，从A判决的认定及原告提交有关证据表面内容看，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存在擅自修改施工图设计的行为，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第32条规定，当委托方擅自修改设计文件之时，原委托的勘察设计文件无效。对此，作者其实有不同之认识，本案之情况实属将设计文件用于其它工程之情形，因为，修改行为自始是不存在的，但将四层楼设计图纸用于六层楼建设的事实确实存在的。但无论如何，既然原设计文件已归无效，乙方四层图书馆施工图设计行为与本案系争六层建筑问题何来关联性可言。
（3）丁诉称与证据之间前后矛盾，所提证据既不足以证明诉争图书馆存在质量问题和该建筑需要拆除，也无法证明乙方施工图设计存在缺陷
丁提交的检测报告声称“基础砼强度不符合要求，混凝土强度不够”，然而，首先，这并不意味着建筑质量的确存在问题，建筑物需要拆除。抛开检测主体资格及报告真实性不谈，从检测报告“基础砼强度满足设计要求，框架梁柱砼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结论表面状况看，涉诉六层楼地基基础压力并未超出地耐力，地基仍处于稳定工作状态。这与丁诉称相去甚远。事实上，结构构件采用的材料、材料强度等级、构件截面形状、尺寸以及各构件之间的合理连接都会影响建筑承载系统正常工作。至于梁柱砼强度即影响梁柱抵抗应力性能的因素也有很多种，如水泥强度和水灰比、龄期、养护温度和湿度以及施工时，水泥浇筑上的失误等施工质量问题对砼强度都会造成影响。而检测报告显然无法证明砼强度问题与乙方有关联；再者，该《检测报告》结论用语为“砼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从文义上看，并非所谓的设计不符合标准等字眼，丁所述不无偷换概念之嫌，而检测报告“扩大检测量，以明确加固范围”的建议，从专业的角度更是说明，加固处理仍被作为主要补救措施之一。即该建筑仍能正常使用，建筑本身远未达到丁诉称的“图书馆工程不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程度。A判决“反诉该图书馆没有修复价值，只能予以拆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定合法、准确。而丁委托加固公司以教学楼为目标，对该图书馆加固，并以综合楼用途使用至今，也证实丁所称“该图书馆无修复价值，只能予以拆除”缺乏证据支撑，纯属无中生有。其次，报告中“地下室、一楼、三楼及四楼框架结构梁柱的混凝土强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该图书馆（教学综合楼）的地下室、一搂柱需重点加固，建议在原加固方案的基础上采用加大截面加固法进行再次加固，以保证该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其真实性、合法性原告无法证明。而混凝土强度不够，也不能说明是由于施工图设计存在缺陷所致，因为影响混凝土强度的因素是多重的，有施工方面的问题，如施工操作中，施工单位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偷工减料；混凝土配合比不良，设计强度可能达不到；混凝土配置操作不当，对混凝土强度也会造成影响；外加剂使用不当、砂石级配较差也会影响混凝土强度；混凝土拌合中加料顺序颠倒，搅拌时间不符合要求，拌合物不均匀，运输过程中混凝土离析和浆液损失，均会降低混凝土强度；有工程材料问题，如违反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水泥质量问题如水泥过期或受潮结块，使水泥活性降低，强度也会受到影响。到底本案诉争建筑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原因何在，丁提交的《检测报告》无法证明。
再者，当出现混凝土强度偏低，不满足结构强度要求时，按业界一般操作程序，可按照混凝土的实际强度校核结构的安全度，在会同设计、监理、施工或建设单位，共同研究处理方案，采取相应的加固或补强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强度问题，可以通过加固、补强进行补救，丁正是在采取类似加固的基础上将图书馆作综合楼使用至今，这说明诉争建筑仍有使用价值，诉争建筑的安全结构问题远不是原告所述的“该图书馆没有修复价值，只能拆除重建”。
三、小结
就本案看，无论从诉讼基本原则、时效制度、还是建筑设计文件的特性看，原设计合同的履行在民事方面并非无可归咎之处，加之现在建筑设计行业里普遍存在的借章楚图问题使得类似事件更加复杂，但不管怎样，从行政处罚法追诉时效的角度和建筑设计的有关要求看，由于原告对乙方所述事实的普遍认可，以及其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拖泥带水，决定乙方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中，相对占据主动地位，虽然乙方最终可能取得胜诉的效果，但对擅自修改设计文件的认定及工程报建手续方面的衔接中相关问题的清晰认识，对于我们以后从事相关法律工作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
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定性研究

张金阳

实名制车票在经过部分车站试行后，2012年1月，全国铁路正式开始实行。车票实行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否还仍然构成倒卖车票罪，是司法人员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对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要进行定性研究，能否正确界定此行为的性质，至关重要。如果界定正确，就有利于打击倒卖车票的犯罪，保证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旅客公平购票的权利、代购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界定错误，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按犯罪处理，会造成错案，侵犯代购人的合法权益；将构成犯罪的行为不按犯罪处理，就会放纵犯罪，造成对犯罪打击不力，导致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混乱，旅客公平购票的权利受到侵害。
一、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与实名制前倒卖车票行为的区别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和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行为，虽然都是谋取利益的行为，对象都是车票，但是实名制下为他人代购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与传统的倒卖车票的行为存在明显不同。
（一）购票的方式不同
实名制前，不法分子通过传统方式进行排队或者内外勾结大量购买车票。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是通过电话或网络，操作电话、网络订票系统进行代购车票。
（二）针对的对象不同
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买到车票后卖给谁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是特定的，代购到车票后给谁是知道的。
（三）知道车票的对象（购票人）的时间不同
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多数情况下是在买票之后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在代购车票之前就已经知道。
（四）身份不同
实名制前，倒票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买票，自己是购票人。实名制后，代购人（代办人）是以他人（委托人）的名义进行购票，他人（委托人）是真正的购票人，代购人（代办人）不是购票人。
（五）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不同
实名制前，当事人是双方，即售票人和购票人（倒票人），与售票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是购票人（倒票人）。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当事人是三方，即售票人、购票人（委托人）和代购人（代办人），真正与售票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是购票人（委托人），而不是代购人（代办人）。
（六）环节不同
实名制前，倒票人是为卖而买，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倒票人从售票人处购买车票的阶段，一个是买到车票后再卖给不特定购票人的阶段，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手的环节。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只有一个买票的阶段，即从售票人处，代他人购买车票的阶段，客观方面没有转手的环节，因为从订票开始到旅客从代购人（代办人）手中拿到车票整个过程，这张车票均为特定旅客所有，本身就是购票者的“票”，系特定物，无法实现“转手”，缺乏转手环节。
二、上述不同点对影响认定倒卖车票罪的分析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与实名制前倒卖车票行为有多处不同点，但是经过综合分析，购票方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代购人（代办人）是通过电话或网络，操作电话、网络订票系统进行购买车票，不再进行排队或者内外勾结大量购买车票，但是对认定倒卖车票罪没有大的影响。
在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多数情况下是在买票之后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在买票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变化对认定倒卖车票罪也没有大的影响。
倒卖车票罪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买到车票后卖给谁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是特定的，买到车票后给谁是知道的。这一变化已经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不特定对象的要求。
实名制前，倒票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买票，自己既是购票人又是卖票人，因为购到车票后要转手卖给他人。实名制后，代购人是以他人（委托人）的名义进行购票，他人（委托人）是真正的购票人，代购人（代办人）不是购票人。这一身份的变化，已经不符合倒卖车票罪倒票人既是购票人又是卖票人的双重身份。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只有一个买票的阶段，即从售票人处，代他人购买车票的阶段。客观方面没有转手的环节，因为从订票开始到旅客从代购人（代办人）手中拿到车票整个过程，这张车票均为特定旅客所有，本身就是购票者的“票”，系特定物，无法实现“转手”，缺少转手环节。这一“转手”环节的缺失，已经不能将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认定为倒卖行为。因为倒卖车票罪中的倒卖是先购入后出售的行为，是为卖而买。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双方当事人，即售票人和购票人（倒票人），变成了三方当事人，即售票人、购票人（委托人）和代购人（代办人）。真正与售票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是购票人（委托人），而不是代购人（代办人）。代购人（代办人）此时缺失购票人和卖票人的身份，已经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倒票人是为卖而买，既是购票人又是卖票人的条件。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与传统黄牛党倒票行为相比，虽然没有对铁路运输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影响旅客的正常购票和出行，在没有售票点的偏远地区，还受到了大部分旅客的欢迎，应如何评价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我们急需研究的问题。
三、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不同观点
实名制后，倒票行为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大量囤积客票，加价后卖给不特定的人，变成了为特定的人代购客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目前，对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定性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构成倒卖车票罪的观点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构成倒卖车票犯罪。首先，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本身就是变相加价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还是以营利为目的，以代购的表现形式为借口，借机将车票转卖给特定的旅客。其次，代购人（代办人）在没有铁路部门授权的情况下收取服务费，不仅扰乱了铁路运输市场秩序，也剥夺了旅客公平购票的权利。第三，主观方面同样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第四，客票实名制对认定倒卖车票罪没有影响，为他人代购车票，其本质还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变相加价谋取利益的行为。犯罪手段和对象的不同不影响倒卖车票罪的认定。
（二）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观点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因为非法经营罪主观方面必须具备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故意，客观方面必须具有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行为。因为车票并非一般流通物，铁路对车票实行专营，所以代办车票必须具备相应资质，而当事人没有取得代购票业务的资格，其代购行为未经过行政许可，因此在缺乏代购资格的前提下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为他人代购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系违法的非法经营行为，如果情节严重，该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观点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代购人（代办人）与购票人（旅客）之间的一种民事委托行为，购票人（旅客）通过将身份证交给代购人（代办人），委托其代购车票，并且在事前已将给付的费用事宜谈妥。其给付（加价）的费用不是针对车票的票面金额，而是支付给代购人（代办人）的成本费用和劳务费用，所以代购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双方达成一致的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定性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本人从事实、法理、国家规定、铁道部规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经分析研究后，认为此行为不构成倒卖车票罪和非法经营罪，将此行为认定为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较为合适。其理由如下：
（一）不同意倒卖车票罪的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倒卖车票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倒卖”车票，情节严重的行为。如何理解刑法条文中的“倒卖”二字至关重要，本罪的“倒卖”应是先购入后出售的行为，是为卖而买。倒卖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首先，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代购人（代办人）的身份从表面形式上看是购票人，从实质上看他不是购票人，他既不是购票人也不是卖票人，他只是代购人（代办人）。与铁路售票部分发生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身份证名下的购票人，不是代购人（代办人）。其身份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要求的既是购票人也是卖票人的条件。其次，代购人（代办人）是为特定的购票人代购车票，不是向不特定的人转手倒卖先购入的车票。为特定的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而收取代购费用（服务费）的行为，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要求的倒卖对象必须是不特定人的条件。第三，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缺少转卖环节，从实质上看，购票人自始自终都是身份证名下的人，与铁路售票部门发生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身份证名下的人，不是代购人（代办人）。代购人（代办人）不是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他不是购票人，所以不存在代购人（代办人）转卖的环节，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要求的先购入后出售的条件。
（二）不同意非法经营罪的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首先，成立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即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没有违反国家规定的，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非法经营，也不得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规定，从现有法律、法规来看，对购票人、代购人目前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铁道部的规章《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四条规定：“车票应在承运人或销售代理人的售票处购买。”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第十二条规定：“车票由车站或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其他售票处所发售。为了方便旅客，也可委托其他部门代售车票。”这两个规章规定的，也只是对售票方做出的规定，对购票人、代购人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不仅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没有违反铁道部规章的规定。其次，非法经营罪的主体是自然人或者单位，客观行为是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指的是出卖方而不是买方。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这个民事法律行为中，如果构成非法经营罪，也只能是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售票方，而不能是购票人、代购人，购票人、代购人是不能成为非法经营罪主体的。第三，车票并非一般流通物，铁路运输企业对车票实行专营，铁道部的规章《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规定，车票由车站或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其他售票处所发售或代售所发售。此处的规定，是针对售票方的，车票是不是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与购票人、代购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综上所述，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要件。
（三）同意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
代理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本人(被代理人)名义向第三人(相对人)为意思表示或受领意思表示，而该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的成立要具备一定的法律要件。一是须有三方当事人，代购人（代办人）受购票人的委托向铁路售票部门购票的行为，符合代理的三方当事人的要件。购票人是委托人，代购人（代办人）是被委托人（代理人），铁路售票部门是第三人。二是须依代理权，代理权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并使其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的一种权限。代购人（代办人）以被代理人（购票人）的名义向铁路售票部门做出购买车票的意思表示，并将购买到的车票交给被代理人（购票人），归其所有。符合代理须依代理权的要件。三是代理的标的须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必须是民事法律行为。所谓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合法行为。所谓合法，就是说他所追求的效果“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是“广义的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代理人代理的行为必须是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合法的行为。如果代理的行为不合法，充其量是民事行为，而不是民事法律行为。如果代理人代理的是民事行为，而不是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关系是不成立的。现在，我们分析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民事法律行为。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四条规定：“车票应在承运人或销售代理人的售票处购买。”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第十二条规定：“车票由车站或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其他售票处所发售。为了方便旅客，也可委托其他部门代售车票。”根据铁道部上述两个规章的规定，车票由车站、售票所、代售所发售，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发售。代售所必须经工商部门批准、注册登记，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本金不少于30万元，经铁路局审批后发给售票业务代理资格合格证。上述铁道部规章只是对售票方及资格做出了规定和限制，但是对购票方及代购人没有任何限制。代购人为购票人（委托人）购买车票的行为没有违反上述各种法律规定，是合法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符合代理标的必须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要求。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代购人与购票人（委托人）自愿达成协议，代购人为购票人（委托人）代购车票，负责将车票交给购票人（委托人），购票人（委托人）支付购票费用（车票的票面金额、手续费、代购实际支出的费用、适当的服务费），完全符合民事委托代理的法律要件，是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