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公路路政管理暂行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公路路政管理暂行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路政管理，保障公路完好、畅通，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国道、省道、县道和列养乡道的路政管理。
第三条 公路路政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预防为主”的原则。
第四条 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以下简称公路路产）属于国家财产。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公路路产的义务，有权对违章利用、侵占和破坏公路路产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进行公路路政管理方面的科学研究，提高公路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州、县（含县级市，下同）人民政府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的公路路政管理工作。
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公路路政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路政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路政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路政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路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管理和保护公路路产；
（三）制止、处理违章利用、侵占、污染、破坏公路路产的行为；
（四）审批、协助超限运输车辆通过公路；
（五）对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进行管理；
（六）负责其他路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第八条 路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中国公路路政”胸徽，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路政管理证》。路政巡查专用车应配有专门标志和灯饰。
第九条 各级公安、建设、土地管理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协助路政管理机构做好路政管理工作。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切实加强对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的领导。公路沿线的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和路政管理机构查处违反公路路政管理的行为。
第十一条 路政管理机构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向公路沿线的单位和个人宣传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提高公民爱路、护路的自觉性。
第三章 公路路产管理
第十二条 公路正式投入使用前，建设单位应该到上一级路政管理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公路线路名称、起止点等事项由登记机关公布。但属于改造的公路除外。
第十三条 公路用地范围的宽度不得少于一米（从公路边沟或截水沟或边坡坡脚外缘算起），公路已建成而未达到规定标准的，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标准。
第十四条 禁止在公路用地及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
（一）修建停车场、加油站、房屋；
（二）打场，摊晒粮食、饲料、稻草和其他物品；
（三）摆摊设点，堆放砂石、建筑预制构件、竹木、薪材；
（四）倾倒垃圾；
（五）挖沟引水、排水；
（六）滴淌、散落物品；
（七）其他侵占、破坏、污染公路的行为。
第十五条 在公路和公路用地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事先报经路政管理机构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会同其他部门批准）。对公路路产造成损失的，责任者必须负责修复或者赔偿；
（一）履带车、铁轮车以及其他容易损坏路面的车辆横穿公路或在公路上行驶的；
（二）在公路上试车和试刹车的；
（三）增设公路交叉道口；
（四）设置非公路交通标志；
（五）临时占道堆物。
第十六条 超过公路限载标准的车辆需行驶公路的，必须到路政管理机构办理审批手续，并缴纳补偿费用后，方可通行。需要对桥梁、道路采取加固措施的，加固费用由超载运输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十七条 车辆运载超过限高、限宽、限长货物行驶公路的，车主必须事先与路政管理机构取得联系，并按照指定的线路行驶；妨碍交通的，还需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 路政管理机构应当在公路桥梁附近竖立限载标志。
第十九条 兴建铁路、机场、电站、水库、水渠，铺设管线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挖掘公路，挖掘占用、利用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时，建设单位必须事先取得路政管理机构同意。影响车辆通行的，还须征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工程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原有技术标准，
或者经协商按照规划标准修复或者改建公路。
第二十条 修建跨越公路的桥梁、渡槽、架设管线等，应当考虑公路的远景发展，符合公路的技术标准，并事先征得当地路政管理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
第二十一条 在公路上修建工程设施影响车辆、行人通行的，应当设置明显的施工标志和安全标志。夜间施工的，应安装红灯示警。需中断交通的，还应修建便道或设置绕行标志，以保证车辆、行人通过。
第二十二条 在公路附近进行开山、钻探、采伐林木、挖沟或开采地下资源等作业，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留出安全带或安全墩柱，不得危及公路安全。
第二十三条 在大中型公路桥梁、公路渡口上下游各200米范围内，不得进行筑坝拦水、压缩或拓宽河床、挖取土石、爆破作业等活动。
在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100米范围内，不得挖土取石、烧荒、刷坡、伐木、爆破等。
第二十四条 严禁乱砍滥伐或损坏公路林木。因公路改建、路树更新等特殊情况确需砍伐的，必须报经路政管理机构批准。因抢险救空等紧急情况先行砍伐公路林木的，事后应向路政管理机构补办手续。
第二十五条 架设与公路平行或交叉的缆线时，电力缆线与公路林木的距离，按省的有关规定执行；通信缆线与公路林木的距离不得少于2米。
因妨碍通信、电力缆线，需要修剪公路林木叉枝的，应事先取得路政管理机构同意。
第二十六条 路政管理机构、交通安全管理机关应该协同建立轮流上路检查制度，及时制止违反路政管理的行为。在违章案件多发地段，路政管理机构可以聘请兼职路政管理员。
第四章 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管理
第二十七条 公路两侧的下列范围为建筑物控制范围：
（一）国道不少于20米；
（二）省道不少于15米；
（三）县道不少于10米；
（四）乡道不少于5米。
上述范围从公路两侧边沟（或截水沟）外缘或边坡坡脚外缘算起，路政管理机构可在有关地段设立标志。
第二十八条 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变。但在该范围内，禁止修建房屋、机房等永久性建（构）筑物。因特殊情况需要在该范围内修建临时性建（构）筑物的，必须经路政管理机构同意后，方可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第二十九条 凡经批准在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内修建临时性建（构）筑物的，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地点和规模施工。动工时，建设、土地管理部门和路政管理机构应派员到现场进行监督。因公路建设需要拆除该建筑物的，必须无条件自行拆除。
第三十条 本办法施行前，在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内修建的房屋等建（构）筑物，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条例》颁布后，公路修建在前，房屋等建（构）筑物修建在后，且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修建者自行拆除，也可以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拆除，拆除费用由违章建筑者负担；
（二）《条例》颁布后，公路修建以前，在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内修建的房屋等建（构）筑物，市、县人民政府亦应统一规划，逐步拆除，但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给予补偿；
（三）对《条例》颁布前，在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内修建的房屋等建（构）筑物，由县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条（二）项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公路两侧边沟必须保持畅通。因建房、停车、修建交叉道口等原因需要占用公路边沟的，必须采取保护边沟的技术措施。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路政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及其他部门管理范围的，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损坏路产的，责令其清除障碍，恢复原状，处200元以下罚款；损坏路产的，责令其限期修复或按造价赔偿，可并处赔偿费2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章行驶的车辆，凡损坏路产的，应该负责修复或者赔偿。拒不执行的，经县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上级路政管理机构批准，路政管理人员可以暂扣车辆。对被扣车辆，路政管理机构应该妥善保管，并于接受处罚的当天放行。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二十条、二十一条的行为，给予口头警告，责令暂停施工，待补办手续完善防护措施后复工。给行人、车辆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
第三十六条 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尚未造成路产损失的，责令停止进行或限期迁出，尽可能恢复原状，并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已造成路产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处赔偿费用2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乱砍滥伐公路林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凡涉及损坏公路路产的，应配合路政管理机构按有关规定作出赔偿处理。未赔偿路产的车辆，不得放行。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路政管理机构同意，批准在公路两侧建筑物控制范围内修建建筑物的，对直接责任人按于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本办法中各项赔偿的具体标准，由省物价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作出行政处罚的所有罚没收入一律上交同级财政。
第四十二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路政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作出处理；触犯刑律的，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路政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1月14日
北魏律渊源辨
北魏(386年-----534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在中原地区建立比较强大稳定的统治，持续时间较长的封建王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潮中，北魏统治者吸取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立法和司法经验，荟萃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方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创建了具有多元色彩的法律体系，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法制中独树一帜，被史家誉为"北系诸律之嚆矢"，(1)
"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2)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探索北魏律的渊源，不仅是澄清隋唐律渊源的关键所在，也涉及如何认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所创建法律的渊源问题，学术界历来对此颇为重视。但迄今为止，各种意见仍存歧异，具有代表性的就有"汉律说"、(3)
"晋律说"(4)、"三源说"(5)等。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只注意到北魏律作为普通封建法律的一般性，而没有把它置于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特定历史环境，也未能对北魏律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法律的特殊性予以重视，因而均失于偏颇。本文拟就北魏律渊源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一
关于考察北魏律渊源的依据问题。
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后，锐意求治，在立法建制上颇多建树，先后颁行了一系列重要法典，这就产生了考察北魏律渊源的依据问题。例如，有的学者主张，探讨北魏律之源应以其后期的《正始律》为依据。(6)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如所周知，在我国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王朝的法律都不是凝滞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修律立法活动经常进行，几乎每一个新君即位，都要根据当时的需要对现行律令作一番修订。同时，皇帝还经常以敕令等形式对某些重大案件进行裁决，经过整理汇编又形成了编敕、条格、条例等法规形式。这些具有很高法律效力的灵活的法律形式，或者修改了律典的条文，或者补充了现行律令所未备。故从严格意义上讲，同一王朝的法律不存在所谓"定本"与"未定本"的区别。各个时期的"未定本"，实为当时通行的定制。即使有些王朝在公布了基本律典后很少对其修改(如宋、明、清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律典以外的其它法律形式的地位和作用也必然上升，甚至出现取代基本律典的现象。因此，考察一个封建王朝的法律，不能以其中一部律典，即使是具有代表性的律典作为唯一的依据，而应当全面考察这个王朝各个时期制定(包括修订公布)的律典和以敕、令、格、式、科、比、例等形式颁行的法律法令。否则，就可能得出有乖史实的结论。
北魏而言，从《天兴律》、《神?律》、《正平律》、《太安律》、《太和律》，以至《正始律》，都是曾经通行全国的律典。它们共同构成了北魏法律体系的主干，其中任何一部律典都不能反映北魏立法的全貌。况且，我国古代立法奉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7)的准则，同一王朝历代皇帝制订的律令总是一脉相承的。后代皇帝制订法律的最直接的依据和渊源，首先是他的列祖列宗颁行的法律。即使如《正始律》这样的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也只是对此前立法建制的一次总结。它不可能是直接承袭前朝(如汉、魏、晋)法制的产物。因此，考察一个王朝法制的渊源，不能裁取其某一个时期的立法状况作为"标本"，而只能以其立法建制的整个发展过程为考察对象。事实上，北魏历代皇帝制定公布的律典之间的承袭沿革关系十分清晰：
太祖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伊始，鉴于"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中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以求得"兆民欣戴"。(8)此次"定律令，申科禁"，颁行的《天兴律》，是北魏建国后，在过去拓跋政权法律的基础上进行的首次重大立法活动。
世祖太武帝继位后，"以刑禁重"，于神?四年(431年)十月"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9)
是为《神?律》。正平元年(451年)
六月，太武帝诏令："刑网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阙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
(10)是为《正平律》。
高宗文成帝初，"仍遵旧式"；太安四年(458年)"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11)是为《太安律》。
高祖孝文帝太和年间，在太后冯氏和孝文帝的主持下，为配合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改革，展开了频繁而卓有成效的修律立法活动。孝文帝在北魏诸帝中以重视法制著称。他"留心刑法"，强调"法为治要"，并亲自参与立法修律。《魏书·
李冲传》称："文明太后崩后，……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太和年间的重大立法活动有三次：第一次从太和元年(477年)秋开始，"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阙衷，经御刊定"，对北魏前期的律令旧文作了全面修订。至太和五年(481年)冬完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12)。第二次在太和十一年(487年)。是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加重惩罚不孝罪；又诏："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从法律上废止了门房之诛一类繁酷的规定；秋八月诏："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13)第三次从太和十五年(491年)开始，至十六年完成。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开始亲政，决心加大改革力度，以修订律令为切入点，加速业已开展的封建化改革进程。太和十五年五月诏大臣"议改律令"，七月又"议律令事",在修订北魏前期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律典。翌年四月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是为《太和律》。至此，北魏律基本定型。太和立法修律，不仅为全面推行改革措施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也是北魏法制自身迈向封建化的一次飞跃。法律制度中的奴隶制残余和游牧部族落后习俗的影响基本消除，如改革了野蛮的"门诛之法"，废除了族刑、车裂、腰斩等酷刑，使北魏法制向着文明进化了一大步。随后，在孝文帝的主持下，以太和十七年(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为开端，掀起了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高潮。在政治重心移向中原和民族大迁徙形成民族大杂居形势下，孝文帝在语言、服饰、姓氏、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改革措施，大大缩小和消除了北方胡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实现了太和改革的目标。
世宗宣武帝继位后，"意在宽政"，于正始元年(504年)冬命太师元勰、司空元雍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余人"(14)修订律令，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15)是为《正始律》。
由此可见，"晋律说"引为唯一依据的《正始律》，也只是北魏历代相承的刑律经过不断损益修订的产物。当然《正始律》吸收了北魏自建国以来，为适应拓跋政权封建化进程而进行法制改革的成果，是北魏诸律中比较完备的律典。但它也只能反映北魏律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水平，而不能当作北魏律的唯一合法代表。撇开《正始律》产生以前相承沿革的北魏诸律探讨其渊源，显然无从谈起。
二
关于北魏律渊源中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问题。
探讨北魏律渊源的所有论著，对此均未涉及。笔者以为，作为北魏政权主体的鲜卑拓跋部族的传统习惯，是北魏律的重要渊源之一。
鲜卑拓跋部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原华夏族由原始部落时代向阶级社会演进时，他们的先祖就已经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活动。后来，鲜卑拓跋部在由东而西再南迁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向文明时代迈进。西晋末年，拓跋部成为塞上的一支强大的部族，其首领猗卢接受晋朝廷敕封的"代王"称号，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及平城为中心建立起初步形式的国家政权。在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形成的拓跋鲜卑的传统民族习惯，也成为鲜卑国家的习惯法。史称："穆帝(猗卢)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16)
到什翼犍继代王位时，拓跋鲜卑国家进一步完善，于建国二年（339年）公布了拓跋政权最早的成文法律。其内容见于《魏书·
刑罚志》记载的有："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听与死
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由此可知，此次公布的法律是在早期拓跋政权习惯法的基础上制订的，虽然也带有模仿中原汉族政权制度的痕迹，但其主要渊源显然是拓跋鲜卑部族的传统习惯。其中准许犯死罪者献金马以赎，及民相杀者，可用马牛和送葬器物了结纠纷等规定，就是我国民族习惯法"以罚代刑"特点的反映。氏族部落时代盛行的血族复仇习惯，到氏族社会末期逐渐被以物赎罪所取代，即向被害人或其亲属给付马牛、谷物等实物以代替处罚。这在社会经济极其落后，物质财富极为贫乏的情况下，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惩罚。例如，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中，都有"赔命价"的规定。除拓跋鲜卑部族习惯法的上述规定外，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习惯法中有"杀人偿马牛三十"(17)的法条；辽王朝早期刑法规定：契丹人与汉人相殴，致汉人死亡者，"以马牛偿之，弗诛也"。(18)此外，四川凉山彝族习惯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罚，也根据犯罪情节和被害人的身份等级，规定了不同的赔命价的金额。(19)
北魏和代国是一脉相承的。拓跋鲜卑部族的传统习惯和包括早期拓跋政权习惯法在内的代国法律，也必然为北魏所承袭。当然，在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在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遵循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拓跋鲜卑传统的民族习惯和早期的习惯法，一部分因其野蛮和落后，或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而逐渐被淘汰；另一部分则保留了下来，有的习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汉族文化相结合演变为北魏法律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制度。因此，与后世辽、金、元法律直接渊源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的民族习惯和中原王朝"正统"法律一样，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也是北魏律的重要渊源之一。
北魏社会具有明显的早熟性，旧制度的残留有其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加之北魏前期基于"胡汉分治"的基本国策而形成的"一国多制"，使拓跋鲜卑的某些习惯法在一定范围长期通行，法律制度也明显地带有鲜卑传统习惯影响的痕迹。正如《南齐书
·
魏虏传》所载：北魏自"佛狸(世祖太武帝)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汉)俗，杂相揉乱"。如民相杀偿马牛的习惯法，曾通行于北魏前期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达半个世纪之久。由于它助长了民间私斗仇杀的风气，有碍于北魏统治者正在着手建立的法制秩序，才于太延元年(435年)明令废止："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之何从？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20)
在行政立法方面，北魏虽自太祖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爵位)。"(21)但职官和爵位的名号都十分混乱，带有浓厚的拓跋鲜卑原始习俗的色彩。如官吏称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22)
特别是在北魏中央职官体制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具有氏族部落联盟时代贵族元老会议性质的特殊机构，即前期的"八部大夫"、"八大人官"和后期的"八座"。这些机构由特别身份的贵族组成，居于国家政权的中枢位置，拥有重大国策的议事权和决定权。这在我国古代中央政权体制中是不多见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拓跋部落联盟时代的"八部大人制"。
鲜卑拓跋部族的"八部"体制，创始于部落联盟时代的献帝(拓跋邻)时期。献帝将"王室"直接统辖以外的"国人"分成七个部分，分别由其七个兄、弟统领，形成拓跋部族的"宗室八姓(部)"，(23)诸部之长称为"大人"。(24)宗室八部是拓跋部落联盟的主干力量，也是后来拓跋国家政权发展壮大的基础。拓跋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基于巩固政权和保持拓跋贵族特权的需要，在职官体制上采取了双轨制：一方面仿行中原汉族国家的政权结构，一方面继续保留着拓跋部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魏书·
官氏志》载：天兴二年(398年)"置八部大夫……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