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意见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意见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建立健全保险资金风险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切实防范保险资金管理风险，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近几年来，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实施国家的重大战略，不断加快保险业务发展，扩大保险资金规模，推动保险资金管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过全行业艰苦努力，保险资金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运行机制逐步健全，投资渠道日渐拓宽，投资收益稳步提高，有力地支持了金融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有效地提高了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保险资金管理的风险因素正在不断增多，跨市场和跨行业的风险，开始向保险业渗透和传递，有些风险可能会形成系统性风险，必须引起保险机构的高度重视。我国保险资金管理起步较晚，基础制度建设滞后，内部控制机制薄弱，普遍存在重投资、轻内控，重收益、轻风险的现象，违规运作行为时有发生，已经成为保险资金安全的重大隐患，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保险资金管理是保险业防范风险的生命线，也是全行业加强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保险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若干意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风险意识，增强改善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健全制度，完善机制，规范运作，强化披露，采取新的方式，运用新的手段，科学评估保险资金管理风险，逐步构建全面覆盖、全程管理、全员参与的新型风险管理体系。
二、明确目标，落实任务，建立新的管理体系
今后一个时期，保险机构要把建立健全保险资金风险管理体系，防范保险资金管理运营风险，摆上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使之成为促进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和“安全网”。
改进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指导思想：按照《若干意见》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维护保险当事人切身利益为根本，以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全局为出发点，以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为重点，继续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资产与负债、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管理机制，推进风险管理由被动防范向主动控制转化，稳步实现保险资金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树立科学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构筑严密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完善风险管理运行机制，进一步改进风险管理技术，逐步化解累积风险，有效遏制重大风险，建立具有保险特色的资金风险管理文化，确立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品牌优势，使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成为保险机构重要的利润来源，不断增强保险业核心竞争能力。
推进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加强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建设，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相互制衡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全面规范保险资金管理操作流程，完善保险资金管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稳步实施保险资金托管制度，确定保险资金委托人、受托人、托管人及其他当事人的基本职责和法律关系。进一步推行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改进风险管理方式，优化信息技术系统，强化风险监测手段，提高保险资金风险管理能力。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严格治理商业贿赂，提高管理人员素质，防范管理和运营风险。
三、改革体制，健全机制，构建风险管理架构
完善组织架构是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础。保险机构要根据自身发展战略，按照专业化和系统化原则，进一步理顺保险资金管理关系，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加快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保险公司要继续推进专业化管理，改进运作模式，建立统一调度、集中运用、全程监控的资金归集管理制度，切实履行资产的战略配置、投资监控和绩效评估等职责。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有关商业银行签定托管协议，明确双方职责，委托银行办理托管资产存管、清算交割、资产估值、投资监督等事务，稳步实施保险资产的第三方托管。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要借鉴国际管理经验，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加强内控建设，规范运作行为，防范管理风险，按照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管理受托资产，提高管理效率。
建立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保险机构要按照《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职责，严格规范管理程序，建立和完善保险资金管理决策权、运营权、监督权相互分离和相互制衡的机制；要加强董事会建设，确立董事会对投资政策、风险控制、合规管理负有最终的责任。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强化独立董事职责，增强董事会独立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董事会要内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主要负责审定资产战略配置和投资策略，决定重大投资事项，风险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审定风险管理制度和基本战略，监督评估风险管理执行情况。监事会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保监会有关规定，监督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资金管理行为。
保险公司要建立专业管理支持体系，设置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负责拟定资产管理政策，调整资产战略配置，制定投资管理指引，按照市场原则选择专业管理机构，建立专业管理机构绩效考核机制。保险资金管理公司要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拟定风险管理制度，识别、评估、控制和管理各类风险，定期报告风险管理状况。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要设立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定期向董事会报告有关情况，及时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发现重大风险隐患应及时向保险监管机构报告。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不得兼任首席投资管理执行官或主管投资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的聘任、更换应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四、加强内控，细化流程，规范风险管理行为
强化公司内部控制是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重要措施。各级保险机构要牢固树立“内控优先”的指导思想，制定铁的规则，依法合规运作，严格财经纪律，防范资金管理风险。
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保险机构要按照“分工明确、独立制衡”的原则，从负债匹配、投资决策、指令执行、交易操作、风险管控、信息披露等方面入手，全面修订和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强化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和事后管理，定期检查、评估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发挥内部稽核和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确保稽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有效性和连续性。
细化投资操作流程。保险机构要制定资金管理操作流程，明确流程各个环节、有关岗位的衔接方式及操作标准，使之覆盖研究、决策、交易、清算、风险控制和绩效评估等全部过程。要梳理和揭示资产管理的主要风险，严格分离投资业务前台、中台、后台的岗位责任，制定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措施，做到风险评估在前，投资交易在后。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合规运作，不得违反程序。
建立应急管理机制。保险机构要认真落实《保险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规定》，建立保险资金管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度。发现可能导致资金损失的风险苗头或重大事件，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控制事态发展，及时向经营管理层报告，督促相关部门迅速整改，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具体说明事件背景、处置状况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五、改进技术，完善系统，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改进风险管理技术是提高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重要举措。保险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快引进成熟市场的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实施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完善技术支持系统，推动风险管理由定性管理向定性与定量管理相结合方向转变。
推行资产负债管理。保险公司要建立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机制，完善保险产品资产专户管理制度，根据不同保险产品负债特性，确定资产管理的最佳组合。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要加强投资产品与保险产品的衔接，建立产品设计、市场销售和投资管理协调运作的机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要主动参与保险产品前期设计，发挥资产管理专长和了解其他市场的优势，协助保险公司开发新型保险产品，进一步防范保险产品的定价风险。要严格按照保险资产战略配置要求，以战术配置和组合管理为重点，精心管理受托资产，切实防范资产错配风险。
改进风险管理技术。保险机构要积极采用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设置科学的风险监控指标，运用风险价值、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等工具，评价、预警和监控投资管理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和保险资金管理规定，建立资金管理风险预算，合理确定投资方向和比例，按照风险限额运作，避免涉足风险较大、超出自身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的投资业务。
完善信息管理系统。保险机构要逐步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信息技术支持体系建设，规范系统开发、运行和管理，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要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数据库，收集和整合保险市场和其他市场的基础资料，记录保险资金管理和投资交易的原始数据，将风险监控的各项要素固化到相关信息技术系统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降低操作风险。
六、明确职责，强化管理，严格责任追究机制
严格执行问责制度是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重要保障。各级保险机构要高度重视员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树立依法合规管理观念，不断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
明确风险管理责任。保险机构要按照自主投资、自担风险的原则，承担资金管理、风险控制和投资运作等各项责任。监管机构要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抓紧制定有关规则，严格市场准入，规范运作行为，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营造责任明晰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建立积极、稳健、有序的市场秩序。
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保险机构要建立投资管理人员考察、评价、监督、激励等管理机制，完善述职制度，考核任期经营业绩、管理能力、职业操守和履职情况。要严格执行资产管理高级管理人员、重要岗位人员离任审计制度，实行反商业贿赂承诺制度，严禁私设账外账，不得以任何名义和现金方式接受或支付佣金。有关资金管理合法收取的费用，要坚持公开、透明、规范的原则，通过银行账户划转，切实维护保险机构诚信规范的社会形象。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保险机构要定期开展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监督检查，及时排查薄弱环节、要害部位、主要业务和重要人员的风险，加大违法违规事件的检查力度，及时解决存在问题，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保险机构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认真执行保险资金管理政策，严肃处罚违法违规行为。任何违法违规事项，无论是否造成损失，要彻底查明原因，严格追究有关人员和相关领导的责任。保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等违规投资的要坚决撤换，不得易地同级任职，违法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
周东平*
摘要：刑法中的行为对象是许多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但目前关于行为对象的概念、是否一切犯罪都有行为对象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关键词：行为对象 法益 社会关系
刑法中的行为对象迄今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的领域，本文试图对此展开初步研究。
一、 行为对象的概念
关于行为对象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对象是：“行为对象也叫犯罪对象，（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行为客体），是指危害行为所作用的法益的主体（人）或物质的表现（物）。”[1], （2）侯国云教授认为：“犯罪对象亦称行为对象，是指被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或指向并体现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或信息。”[2]以上两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表现在：前者用“法益”，后者则用“被该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二者的不同是基于对犯罪本质的不同认识。其相似之处为：在犯罪行为的外延上都包括人、物，只是后者多了信息。即两者都认为其是具体的实物。下面笔者从两方面对行为对象概念进行讨论。
（一）、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吗
就以上两种相异说法笔者更赞同张教授的，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实为犯罪的本质，而犯罪对象是由犯罪和对象两个概念组成，“法益”（**）说比侯国云所表述的更准确、简单。虽然如此，但二人对行为对象特征表述时都认为“行为对象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即认为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存在几个问题。
法益从侵害的角度而言称之为被害法益，就是犯罪所侵害或威胁的利益；而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则是保护法益。如此说来，法益并不能与合法完全等同，它应该具有两面性。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不直接称“法益”。例如，在窝藏罪中的犯罪分子，是国家刑事追诉的主体，而非刑法所保护的主体，难道其不是窝藏罪的行为对象？又如贩卖毒品罪中的毒品，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物质，如果认为其不是行为对象即可以认为其不是构成此案的要件要素，那么换成其他物品还能构成贩卖毒品罪吗？故认为行为对象只指合法的，有过于片面，逻辑不严密之嫌！
笔者还认为他们所说的“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应指依法做出的行为或受法律保护的行为所指的对象（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对象，防害社会秩序罪中的大部分犯罪对象等），并非所有的都如此，如上述的窝藏罪、贩毒罪等等。而且仅能体现法益还不行，必须得有侵害或侵害的危险时才能称之为行为对象。这是判定的先决条件。
因此，笔者认同在其概念中用“法益”，但是法益不能与合法性等同，故以为其特征应表述为“行为对象体现刑法的法益”。这样不论语法还是理论上都要准确的多。
（二）、行为对象的外延只包括具体的人或物吗
行为对象外延是刑法理论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我国学者似乎避难就轻，并未深究，普遍认为其只包括具体的人或物。这样会产生一些问题，以张明楷教授对一类犯罪的对象确定为例：“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 的行为对象是行为人自身的状态，即行为人作用于自己的身体所处的状态或者改变自己所处的状态，因而侵犯相应的管理秩序，成立犯罪。”[3]那么可以认为行为人自身所处的状态是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又如毒品是不合法的物资，大多数学者认为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那么毒品就不是案子的犯罪对象吗？既不把相关非实物的社会关系当作犯罪对象又对相关具体的实物做诸多限制，最后成了无对象的案子。我认为这样是不合逻辑的，不能令人信服。
国外对行为对象外延有三种观点：（1）苏联学者认为犯罪对象的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具体的人或物。[4] （2）日本木村教授认为犯罪的客体是行为的客体，指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的人或物，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5] （3）日本夏目、上野教授既认为犯罪客体是社会关系，又认为是具体的人或物。企图调和两种不同的观点。[6]
笔者比较赞同国外的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1）众所周知，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有关的物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人”包括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等具有法律上人格的主体。“物”则包括抽象的物、具体的物。它们脱离了社会就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各种具体的人或物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如果只认为社会关系的实物体现是行为对象，而对于社会关系中的非实物体现予以否认，那么就缩小了其外延。（2）更因为一部分犯罪行为的指向并非是具体人或物，如前述的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因而笔者认为行为对象除公认的具体实物外还应包括那部分抽象的社会关系。这样好像把法益与行为对象混淆，但是避其不谈，认为抽象的社会关系不是行为对象，就得出了有的犯罪行为无行为对象的结论。例如在自愿进行的卖淫活动中，一方愿意出卖肉体另一方愿意甘此堕落，而组织卖淫的人只是起到中间媒介作用，其所构成的组织卖淫罪并没有侵害买卖双方的主体利益，实质上是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即刑法上所禁止人们作为的规定。上面的例子中，危害行为只作用了法益，并没有作用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为何不能说法益是其犯罪的对象呢？
从笔者以上的观点似乎看出：犯罪对象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与国外的第一种观点相似。但是，笔者的观点依然是第三种。当某些案件很容易找到其犯罪对象是具体实物时，社会关系就是第二层对象，当然这样的案件相对易于辨认。而一些似乎无具体的实物作为犯罪对象的，如许多道德性法律规范，则以社会关系为第一层对象，再通过此社会关系联系到的实物就成了第二层对象。笔者这样操作好像与任何一位学者的都不同。犯罪对象是为了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而把它分成第一层、第二层正符合以上要求。如用以上的方法来确定伪造货币案中的犯罪对象：（张明楷教授等认为真币是犯罪对象，李洁教授等则持相反观点。他们各持之理由都合理，不好认定谁更正确。但换个角度来思考）这种无直接或说很难以认定哪个实物是其犯罪对象的案件，其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用法律确定下来的金融秩序、公共信用、货币的发行权，对国家、人民的财富积累地保护……但只有与由此社会关系有最直接关系的实物才能作为该案件的犯罪对象。假币直接作用了这种社会关系，导致了对其的侵害、威胁，真币不能作用于这种社会关系，它的存在不会对这种社会关系发生任何效应。故笔者认为此案犯罪对象是假币。如果有人认为这样间接地寻找行为对象无实际意义，那么有的法益也是从间接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益的研究也无实际意义吗？笔者之所以不同意第一种观点，除以上原因外还有：具体的事物能弥补绝大多数犯罪对象在不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二、是否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对象
笔者认为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对象。理由如下：（1）正如前述，犯罪对象既包括法益又包括具体对象，既分第一层又分第二层。所以任何犯罪都有行为对象与之相映，或是法律稳定下来的社会关系，或是体现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2）犯罪既然成立那么肯定存在客体被侵害的事实，而犯罪对象与犯罪之客体之间存在者外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关系。[7] 所以，有法益被侵害定有犯罪对象来承受；有犯罪对象才有相应的法益被侵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初步认定为因果关系。从另一角度来看，犯罪对象是法益与犯罪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他们之间的桥梁。当法益受害时，且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后法律这柄利剑才能体现出它的威力。但是，法益受害被确定，而没有对象来承受不利后果，就像没有产生结果的危害一样不和逻辑。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没有具体的人或物来作为行为对象，因为它们只是法律性规范，违反的是法定力或说违反的是法益的本身。为何不干脆将此时的法益做为犯罪对象？这样试着用法律规定的关系、行政命令的关系或是较高道德所要求的关系来承受无具体实物的影响和侵害，好象更易理解。如脱逃罪，犯人的脱逃行为违背了法律所规定的其人身限制关系或者其犯罪后的惩罚行为关系等。那么，一切犯罪就都有了犯罪对象。
有的学者认为某些犯罪无行为对象还有另外的原因：那些行为对象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因此是不值得关注或与案件的破获无关紧要的。也许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对象无须关注，没有对其加以认定的必要，只要它们违反了法律规范就是犯罪。不过，首先笔者认为作为规范性很强的刑法，其犯罪对象只包括那些对犯罪有价值的实物对象，对案件无关或没有作用的实物能叫犯罪对象吗？其次，对那些容易忽视的社会关系对象的研究有利于犯罪构成理论的完整性、深入性，也有利于基础刑法学的发展。对它们的不关注可能造成对其犯罪的不重视，从而不利于从源头上预防此类犯罪。
注释：
*作者简介：周东平（1985——），男，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系2004级四班学生
**关于法益说，请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07页。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2]侯国云：《刑法总论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7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第160～161页。
[4]、[5]、[6]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