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论
高 原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何谓“非法”，法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1]当然，对于法律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国内法，也应当包括该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在内。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法治观念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与具体条件和要求不同，目前也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我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基本上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涵与特点，在本文中我也将使用这一概念。
大家普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起源于美国，并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14年通过对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诉讼中适用，然后又通过一些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延续至今。期间尽管遭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适用。当然，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也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由于美国并不是通过成文法来详细、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宪法性权利”的相关规定形成警察机关在刑事调查收集证据中应当适用的规则，并通过判例的形式确定了未适用该规则所取得的证据将会被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以促使侦查机关能够予以遵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对证据的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作出定义，而且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分别以法律的形式给证据作出了分类并分别分为七种类型，而且尽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并不能因为有这些规定就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作出了“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类似规定，但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完整，再加上限于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单独依靠司法解释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和主要目的都是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与收集行为，也就是主要涉及到侦查机关（在我国主要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力予以约束。因此，我认为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所以我们必须对该规则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一定必要的回顾才能明白其内容与意义。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中，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在其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然后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于对宪法的维护以及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的角度来考虑，应当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3]当然，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针对非法搜查与非法扣押行为，而且并不是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特别是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4]从而使得美国各州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当然这些都还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如果扩展到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也走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路，通过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直接被称为米兰达规则）。[5]由于米兰达规则已经不再只是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是针对警察机关的讯问行为，因此可以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尽管期间也产生了一些争议，但是也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具更加合理与完善，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调查证据时的行为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美国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为依据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所以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及第十四修正案等规定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其次也包括违反一些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取得的证据。美国的证据法并未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那样对证据明确分类几种形式或类别，因此也无法将美国的证据与我国各类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证据进行简单的直接的比较。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6]也就是说，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主要保护的是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权利，而且主要涉及的证据调查方式主要为逮捕、搜查与扣押，除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外，也主要表现在对实物的获得上。如果没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进行的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使用。而对于无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尽管很有可能因为取证行为的违法而被排除，但各自也有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例外；对于有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也不能全部都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能排除，除非逮捕、搜查或扣押的行为必须符合令状的要求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得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果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的规定，利用强迫、威胁、引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被告人自己承认有罪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使用。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所得到的证据主要是指获得的被告人的言词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美国在保护公民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宪法权利时有一个著名的规则就是米兰达规则，违反该规则的后果是该证据将被排除使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特别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而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为在一些关键的程序中[7]，如果警察侵犯了被告人所享有的这项权利，那么在这些程序中所获得的证据就应当被排除。此外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任何州都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就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各州管辖区内也不得拒绝给予各州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所以美国宪法中对于人权的基本保护，各州应当予以适用。
除具有合理的理由或法定的例外情形外，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方式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应当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在非法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中获得的其他证据、或者是发现了其他的证据线索并且通过该线索发现的其他证据是否也应当予以排除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还形成了“毒树之果”相关理论和规则，对于“毒树之果”一般应予排除，但并不是对所有的这些证据都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条件，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决定该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也较复杂的理论，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介绍。
当然，任何规则都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统一运用，美国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自己的例外，例如善意的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必然发现例外、独立来源例外，以及一些程序性例外，等等。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的取证方式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华尔兹教授就对独立于逮捕的搜查和扣押总结出六种最为重要的例外，分别是：紧急情况、车辆的搜查、对危险嫌疑人的“紧追”、对官方保管物品的搜查、“一眼看清”原则、边境搜查。[8]而且每一种例外都有较为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通过这些例外，基本上能够解决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带来的负面作用，满足警察机关正常刑事侦查与打击犯罪的需要。但值得强调的是，所谓的例外当然并不是通常发生的情形，这与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证拘传、无证搜查、无证扣押等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了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规则，是与美国特别注重保护人权是分不开的。不论是从非法证据最初的建立还是以后的发展，其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国家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利用权力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排除这些可能在事实上是真实的但在程序上违法的证据可能会放纵犯罪，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美国人似乎并不认为可以通过牺牲宪法以及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条件下达到对某个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甚至从反面来鼓励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宪法权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与美国的审判制度有关，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把那些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避免这些不能使用的证据对陪审团造成不利的影响，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判。
三、 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相关规定
（一） 德国。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主要来自美国宪法修正案及美国最高法院依据这些修正案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不同，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主要是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可以采用，而且把证据的排除区分为违反了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与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两种情形来处理[9]。例如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的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0]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作出规定，所以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法院和大多数学者都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采取个案处理的态度，不能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同时德国一些学者也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予认同。[11]并且总结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可以排除，这些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通常是被告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3、证据的排除必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服务的；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12]而对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及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予以较多的排除。[13]
（二） 日本。在日本，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而是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且一般也认为以1978年审理大阪冰毒案开始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4]关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三种，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称司法无瑕说）及抑制效果说。在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先生看来，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也有二种观点，一种为绝对排除说，一种为相对排除说，在相对排除说中又依据一些条件或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并不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两个证据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15]虽然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一些证据的适用，但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例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予以排除时所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再决定，我认为值得深入的研究与借鉴。
（三） 英国。英国与美国虽然同属普通法系，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实践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来看，英国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规范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以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与美国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观点显然不同。其次，尽管英国也通过一些案例的审判来形成一些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但也制订了一些法律来进行具体规定，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对非法证据的处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中规定，如果被告人声称其供述是在被逼供或者基于他人言行在特定环境下影响到可靠性时，此供述将被法庭排除使用，除非公诉方能够证明此供述不是在上述情况下取得的。该法第七十八条第（一）、（二）项也规定，在任何诉讼中如果法庭采纳公诉方的证据将对该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时，法庭可以拒绝采纳该证据，而且这一规定不妨碍其他任何法律规则要求法庭排除证据。[17]从该法律条文来看，在排除不正当证据的使用方面，法官似乎被授予了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他们更加倾向地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证据是非法或不当取得就应当予以排除[17]，这与美国对非法证据大多数予以排除的作法也有很大差异。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即使被告人的供述因取证行为违法而被排除，但从供述中取得的任何其他证据都可以采纳，也就是说从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而取得的其他证据并不予以排除，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8]这与美国的作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其他国家刑事诉讼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限于资料掌握与本人水平限制，本文就不再予以介绍。
四、 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和建议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5种强制措施中，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外，其他4种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公安机关仍然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可以搜查。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评价在何种条件下侦查机关才可以对公民的通信信息进行检查或收集，而且也仍然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尽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规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我国的刑事法第九十三条却只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享有这项权利。尽管我国三大诉讼法尽管都对证据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但却多数是原则的规定，并没有对证据是否可采确定一定的适当的标准，既不能对证据的收集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引，甚至对一些非法取得的证据都予以采用从另一个角度放纵甚至是鼓励通过非法方式取得证据。如果说美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遏制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侵犯公民权利，那么我国对非法取得证据的采纳不仅鼓励了这种通过不法侵犯公民权利来取得证据的行为，而且在事实上也产生了因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的错误裁判，并使得一些无辜的公民受到刑事处罚，损害了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国证据法律制度的学习与借鉴以及履行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刑事证据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的一大特点是太过于简单与粗糙，很多内容都只有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使得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证据的方面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并以此来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证据的司法解释中，最为集中和全面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8年9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规则。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如果采用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又无疑会放纵甚至是鼓励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遭受侵害。那些认为对非法证据不予排除，而对非法取得证据的侦查人员按照非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影响程度等因素给予相应的惩罚或制裁甚至是予以刑事处罚的观点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两者都可兼顾：既能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并惩罚犯罪者，又能通过给予非法行为人相应的处罚以引导侦查人员采用合法的方式来取得证据，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在刑事强制措施中也没有一个中立的机构来审查是否必须采用某一强制措施，也鲜见有侦查人员因收集证据违法而受到任何制裁的，而且在法院相对不独立的情况下，鉴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目的的高度一致性，也无法保障公民权利能够切实得到相应的保护，所以我认为应当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来确保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从而遏制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对公民基本人权的漠视与侵犯。当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后果，也就可能出现审判的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问题，但我认为放纵一个（或一些，当然只能是很少数）罪犯总比侵犯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更好，我们不能因为要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我们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上，应当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力争使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证据分为以下七种类型：（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这些分类与外国的证据法规定有些不同，至于这种分类是否合适本文将不予探讨，但所有这些证据类型都有可能通过非法行为取得或造成，例如把通过非法搜查来的物品进行刑事技术鉴定后作为证据，在没有取得令状也没有经过谈话者同意的情况下录制的视听材料，等等。我在本文中不单独对各种证据非法取得时如何处理进行探讨，而主要是分为两类来简要论述，其一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其中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也扩大到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其二是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论是非法取得的物品、文件、书籍、视听材料、现场照片或录像，等等。至于主要内容，我将结合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九条）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文来进行简要探讨。[19]首先，该草案第二十七条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限定于刑事诉讼中，我认为这与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与意义是一致的，我也同意这种限定范围。但我对限定于“警察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情形”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我国宪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过于原则，有些权利根本就没有规定，例如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辩护的权利应当是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权保障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方式，但我国宪法并未规定这项权利，而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并不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可以通过案件审判来丰富、完善、扩大和补充宪法权利的内容，并通过判例来约束全国各地法院都遵守判例所确立的内容与规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身起源来看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出发而产生与形成，但由于各国宪法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所以通过简单的移植也许不太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次，对于该草案建议稿实行令状主义，把令状签发的机关建议为法院，并限制了必须获得令状的侦查范围、申请及签发令状的标准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符合国家机关通过分权来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我认为是合适的。另外，该草案建议稿明确规定通过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尽管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人只有被告人，对于侵犯证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被告人是无权请求予以排除的。但我认为该草案的扩大适用并无不当：既然通过排除非法证据来遏制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侵犯，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证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不予保障呢？而且如果法律允许侦查机关通过侵犯证人或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来获得证据，是不是也在鼓励侦查机关这样做呢？所以，我认为该草案的这种规定是合适的，值得肯定。其三，对于“毒树之果”的处理，该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由非法获得的证据引出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这种完全采纳“毒树之果”的观点我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样可能会纵容甚至鼓励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证据线索或者证据，这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中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信不需要我举例大家都能感受到。我认为，对于“毒树之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规定可以采纳或不可以采纳，要制订出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衡量，至于应当从哪些条件或情形去考虑，限于本文篇幅不再深入探讨，但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对“毒树之果”的处理办法并研究出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标准，来指导该派生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或采纳的问题。当然，该草案建议稿还规定了违反法律其他规定获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等问题，本文在此不再详细评介了。
通过上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建立这一规则并在司法实践得到较好的执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建立的目的就是防止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且认定某一证据是否为非法的权利在于法院，那么就必须使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受到干扰，但这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可能会对宪法及有关法律进行修改，重新分配与明确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目前难度也是很大的。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要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增加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这样才能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难度也相当大。其三，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只要是被指控犯罪的人都通常会被当作罪犯看待，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放纵部分犯罪，会使得有些即使有犯罪事实的人却因为证据取得的不合法而无法指控并受到刑事处罚，这种情形可能使公民在心理上难于接受。第四，由于我国历来首先注重的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最后才是公民个人利益，再加上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人权观念更是漠不关心，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必须考虑我国公民的普遍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第五，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对警察取证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习惯于通过旧有取证方式的来调查收集证据的警察来说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阻力，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影响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施行，本文就不再一一探讨了。
不管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认为我国必须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这是保障人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我们不能因为某项制度的建立可能会放纵一个（或一些）犯罪就抛弃这项制度对我们每个公民所提供的基本权利保障，我们也不能因为存在一些其他客观原因就放弃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定稿于200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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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545页。
[2] 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 相关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3页至第24页，以及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至第168页。
[4] 关于审理该案时克拉克大法官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表的精彩裁决意见，请参见李学军主编的《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至第53页。
[5] 关于该案的有关详细情况及该规则更为具体的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9页，[4]引书第182页至195页。
[6] 转引自[2]引书，第40页。对于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也可参见杨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的相关译文，由于各位翻译者的译文有时候相差较大，本文采用杨宇冠先生的译文来使用，请读者留意。
[7]至于关键程序或关键阶段的范围，据杨宇冠先生的介绍，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对被告人进行的某些辨认的程序；2、警察或检察机关试图得到被告人有罪陈述的程序；3、第一次出庭（通常指在逮捕被告人后第一次带到治安法官面前）；4、答辩程序；5、法庭审判前的听审程序；6、审判程序。请详见[2]引书第59页。
[8] [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9] 当然，也有学者把证据禁止分区为举证禁止及证据使用（证据评价）禁止两大类。请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0]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至第63页。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现发布《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规定》，（ＣＣＡＲ－395），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三条和国务院《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第二章、第三章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和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地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的对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以下简称事故）的调查及相关工作。
参加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部门组织的事故调查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条 事故调查的目的是查明发生事故的原因，提出保障安全的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事故责任的追究按照国家的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事故调查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独立调查原则。事故调查应当独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调查工作。
（二）客观调查原则。事故调查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不得带有主观倾向性。
（三）深入调查原则。事故调查应当查明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原因，并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原因的因素，包括航空器设计、制造、运行、维修和人员训练，以及政府行政规章和企业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方面的缺陷等。
（四）全面调查原则。事故调查不但应当查明和研究与本次事故发生有关的各种原因和产生因素，还应当查明和研究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无关，但在事故中暴露出来的或者在调查中发现的，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的所有其他问题。
第五条 事故等级按照《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等级》（ＧＢ14648－93）确定。
第二章 事故调查的组织
第六条 事故调查的组织工作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由民航总局负责组织调查的事故包括：
1．国务院授权民航总局调查的特别重大飞行事故；
2．外国民用航空器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事故，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其他部门组织调查的除外；
3．运输飞行重大飞行事故；
（二）由地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调查在所辖地区范围内发生的下列事故：
1．通用航空重大飞行事故和一般飞行事故；
2．运输飞行一般飞行事故；
3．民航总局授权地区管理机构组织调查的其他事故。
由地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的事故调查，民航总局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组织调查。
第七条 由民航总局组织的事故调查，事故发生地的地区管理机构和发生事故单位所在地的地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民航总局的要求派人参加调查。
由地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的事故调查，发生事故单位所在地的地区管理机构应当派人参加。民航总局可以根据需要派出事故调查员或者技术人员予以协助。
第八条 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配备必要的事故调查装备，保证事故调查工作顺利进行。事故调查装备应当包括专用车辆、通信设备、摄影摄像设备、录音设备、特种设备、勘察设备、绘图制图设备、便携电脑、防护装备以及其他必要的装备。
第九条 涉外事故调查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在中国登记、经营或者由中国设计、制造的民用航空器在境外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发生飞行事故，由民航总局派出一名国家授权的代表（以下简称代表）参加事故发生所在国家、地区的事故调查。为协助代表工作，民航总局可以指派若干名顾问。
（二）在中国登记、经营的民用航空器在境外发生飞行事故，但事故地点不在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境内的，由民航总局组织事故调查，也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委托别国进行调查。
（三）外国民用航空器在中国境内发生飞行事故，经民航总局批准，航空器的登记国、经营人国、设计国、制造国可以派出代表和顾问参加中国组织的事故调查。
（四）由外国设计、制造，在中国登记、经营的民用航空器在中国境内发生飞行事故，经民航总局批准，该航空器的设计国、制造国可以派出代表和顾问参加中国组织的事故调查。
第十条 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委派一名事故调查组组长。重大及重大以上飞行事故的事故调查组组长应当由主任事故调查员担任。一般飞行事故的事故调查组组长应当由主任事故调查员或者事故调查员担任。事故调查组组长对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和事故调查工作有独立作出决定的
权力。
（二）事故调查组组长根据调查工作的需要，可以成立若干专业调查小组，分别负责飞行、航空医学、空中交通管理、航空器适航和维修、失效分析、飞行记录器译码分析、公安保卫、运输、机场等方面的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组长应当指定一名主任事故调查员或者事故调查员担任专
业调查小组组长，负责本小组的调查工作。专业调查小组组长接受事故调查组组长的领导。
（三）事故调查组应当由委任或者聘任的事故调查员和临时聘请的专家组成。参加事故调查的人员应当服从事故调查组组长和专业调查小组组长的领导，其调查工作只对事故调查组组长负责。
（四）与事故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加事故调查工作；新闻工作者、律师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事故调查任何阶段的工作或者会议。
第十一条 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明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航空器损坏情况；
（二）查明与事故有关的事实及环境条件等因素，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作出事故结论；
（三）提出预防事故的安全建议；
（四）提出事故调查报告。
第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具有下列权力：
（一）决定封存、启封和使用与发生事故的航空器运行和保障有关的一切文件、资料、物品、设备和设施；
（二）要求发生事故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保障、设计、制造、维修等单位提供情况和资料；
（三）决定实施和解除对事故现场的监管；
（四）对发生事故的民用航空器及其残骸的移动、保存、检查、拆卸、组装、取样、验证等有决定权，对其中有研究和保存价值的部件有最终处置权；
（五）对事故有关人员及目击者进行询问、录音，并可以要求其写出书面材料；
（六）要求对现场进行过拍照和录像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照片、胶卷、磁带等影像资料。
第十三条 事故调查组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时，有关单位、个人应当积极协助，主动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第三章 事故调查员
第十四条 民航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委任和聘任主任事故调查员和事故调查员；地区管理机构在辖区范围内委任和聘任主任事故调查员和事故调查员。
第十五条 主任事故调查员和事故调查员的任期为五年。任期届满后，委任、聘任机关可以继续委任和聘任。委任、聘任机关在主任事故调查员和事故调查员不能正确履行其职责时，可以终止其任期。
第十六条 事故调查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飞行、适航和维修、空中交通管理、机场管理、运输管理、航空医学、安全保卫中某一专业具有5年以上技术工作经历，有较好的专业技能，对民航各主要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二）参加过事故调查专业培训，具有事故调查的经历；
（三）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四）身体条件能够适应事故调查工作。
第十七条 主任事故调查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飞行、适航和维修、空中交通管制专业中的一个专业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历，有较高的本专业技能，并对民航各主要专业知识有广泛的了解；
（二）参加过事故调查专业培训，具有3次以上事故调查的经历；
（三）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四）身体条件能够适应事故调查工作。
第十八条 事故调查员和主任事故调查员的事故调查专业培训工作，按照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的规定进行。
第十九条 事故调查员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尊重科学、恪尽职守，正确地履行其职责和权利，不得随意对外泄露事故调查情况。
第四章 通知
第二十条 发现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将事故信息报告当地民航管理机构或者当地人民政府。
当地民航管理机构收到事故信息后，应当立即报告民航总局总调度室和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并保持与民航总局联络畅通，同时通报当地人民政府。
民航总局总调度室收到事故信息后，应当立即报告总局领导和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通知或者委托总调度室通知总局其他有关职能部门。
第二十一条 事故发生所在地的民航管理机构和发生事故的单位，应当在事故发生后十二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报告事故情况。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航空器经营人；
（二）航空器类别、型别、国籍和登记标志；
（三）机长姓名，空勤、旅客和机上其他人员人数；
（四）任务性质，最后一个起飞点和预计着陆点；
（五）事故简要经过；
（六）伤、亡人数及航空器损坏程度；
（七）事故发生地点的地形、地貌、天气、环境等物理特征；
（八）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九）与事故有关的其他情况。
上述内容暂不齐全的，应当继续收集和补充，但不得因此延误首次书面报告的时间。一旦获得新的信息，应当随时补充报告。
第二十二条 经民航总局领导批准后，由民航总局办公厅向国务院报告事故情况；由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向国家经贸委报告事故情况。需要向公安部、外交部、监察部、全国总工会等部委通报事故情况和保持联络的，由民航总局有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
第二十三条 事故基本情况经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核实后，由民航总局向全国民用航空有关单位发出事故情况通报。
第二十四条 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负责将事故情况通知航空器设计国、制造国、登记国、经营人国，并负责上述国家参加事故调查的具体联络工作。
第二十五条 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负责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事故初始报告。
第五章 事故调查
第二十六条 与发生事故的航空器的运行和保障有关的飞行、维修、空中交通管理、油料、运输、机场等单位收到事故信息后，应当立即封存并妥善保管与此次飞行有关的下列文件、样品、工具、设备：
（一）飞行日志、飞行计划、通信、导航、气象、空中交通管制、雷达等有关资料；
（二）飞行人员的技术、训练、检查记录，飞行时间统计；
（三）航医工作记录，飞行人员体检记录和登记表、门诊记录、飞行前体检记录和出勤健康证明书；
（四）航空器履历、有关维护工具和维修记录等；
（五）为航空器添加各种油料、气体等的车辆、设备以及有关的化验结果的记录和样品；
（六）航空器地面电源和气源设备；
（七）旅客货物舱单、载重平衡表、货物监装记录、货物收运存放记录、危险品装载记录、旅客名单、舱位图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据等；
（八）旅客、行李安全检查记录，监控记录，飞机监护和交接记录；
（九）其他需要封存的文件、工具和设备。
应当封存但不能停用的工具、设备，应当用拍照、记录等方法详细记录其工作状态。
有关单位应当指定封存负责人，封存负责人应当记录封存时间并签名。
所有封存的文件、样品、工具、设备、影像和技术资料等未经事故调查组批准，不得启封。
第二十七条 事故现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保护：
（一）参与救援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事故现场，维护秩序，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防止哄抢、盗窃和破坏。救援工作结束后，救援人员无特殊情况不得再进入现场，防止事故现场被破坏。
（二）民用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内发生的事故，其应急救援和现场保护工作按照《民用机场应急救援规则》执行；发生在上述区域以外的事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执行。
（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随意移动发生事故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残骸及其散落物品。如果航空器坠落在铁路、公路或者跑道上，或者为抢救伤员、防火灭火等需要移动航空器残骸或者现场物件的，应当作出标记，绘制现场简图，写出书面记录，并进行拍照和录像，要妥善保护现场
痕迹和物证。
（四）对现场各种易失证据，包括物体、液体、冰、资料、痕迹等，应当及时拍照、采样、收集，并做书面记录。
（五）幸存的机组人员应当保持驾驶舱操纵手柄、电门、仪表等设备处于事故后原始状态，并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尽其可能保护事故现场。
（六）救援人员到达后，由现场的组织单位负责保护现场和驾驶舱的原始状态。除因抢救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进入驾驶舱，严禁扳动操纵手柄、电门，改变仪表读数和无线电频率等破坏驾驶舱原始状态的行为。在现场保护工作中，现场组织负责人应当派专人监护驾驶舱，直至向事故
调查组移交。
（七）现场救援负责人怀疑现场有放射性物质、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液体、有害气体、有害生物制品、有毒物质等物品或者接到有关怀疑情况的报告，应当设置专门警戒，注意安全防护，并及时安排专业人员予以确认和处理。
第二十八条 事故调查组到达现场后，应当立即开展现场调查工作并查明下列有关情况：
（一）事故现场勘查；
（二）航空器；
（三）飞行过程；
（四）机组和其他机上人员；
（五）空中交通管制；
（六）飞行签派；
（七）天气；
（八）飞行记录器；
（九）航空器维修记录；
（十）航空器载重情况及装载物；
（十一）通信、导航、雷达、航行情报、气象、油料、场道、灯光等各种勤务保障工作；
（十二）事故当事人、见证人、目击者和其他人员的陈述；
（十三）爆炸物破坏和非法干扰行为；
（十四）人员伤亡原因；
（十五）应急救援情况；
现场勘察结束后，应当立即绘制航空器残骸分布图和飞行航迹图。
第二十九条 事故调查组到达事故现场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管理事故现场：
（一）接管现场并听取负责现场保护和救援工作的单位的详细汇报。
（二）负责现场和航空器残骸的监管工作。未经事故调查组同意，任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未经事故调查组组长同意，不得解除对航空器残骸和事故现场的监管。
（三）进入事故现场工作的人员应当听从事故调查组的安排，不得随意进入航空器驾驶舱、改变航空器残骸、散落物品的位置及原始状态。拆卸、分解航空器部件、液体取样等工作应当事先拍照或者记录其原始状态并在事故调查组成员的监督下进行。
（四）事故调查组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应当采取下列安全防护措施：
1．对事故现场的有毒物品、危险品、放射性物质及传染病源等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防止对现场人员和周围居民造成危害；
2．采取相应的防溢和防火措施，防止现场可燃液体溢出或者失火；
3．防止航空器残骸颗粒、粉尘或者烟雾对现场人员造成危害；
4．组织专业人员将现场的高压容器、电瓶等移至安全地带进行处理。处理前应当测量和记录有关数据，并记录其散落位置和状态等情况；
5．及时加固或者清理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残骸及其他物体，防止倒塌造成伤害或者破坏；
6．采取设立警戒线等安全防护措施，隔离事故现场的危险地带；
7．在事故现场配备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材。
第三十条 对事故调查中需要试验、验证的项目，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满足事故调查组提出的试验、验证要求，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二）由事故调查组组长指派事故调查组成员参加试验、验证工作。
（三）采用摄像、拍照、笔录等方法记录试验部件的启封和试验、验证过程中的重要、关键阶段。
（四）试验、验证结束后，试验、验证的部门应当提供试验、验证报告。报告应当由操作人、负责人和事故调查组成员签署。
第六章 事故调查报告
第三十一条 专业调查小组应当依据调查中掌握的事实以及对试验、验证报告的分析，向事故调查组组长提交带有必要附件的专业调查小组报告。专业调查小组报告应当由所有小组成员签署。专业调查小组成员的不同意见应当作为专业调查小组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给事故调查组复审会
审议。
专业调查小组提交报告后，事故调查组组长应当召开复审会，审议专业调查小组报告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讨论分析。事故调查组组长指定的调查人员和专业调查小组组长应当参加复审会。
第三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在研究专业调查小组报告和复审会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事故调查报告草案。事故调查报告草案应当由事故调查组组长、各专业调查小组组长签署。不同意见可以列为事故调查报告草案的附件。
事故调查报告草案完成后，由事故调查组组长提交给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
第三十三条 事故调查报告草案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容：（一）调查中查明的事实；
（二）事故原因分析及主要依据；
（三）事故结论；
（四）安全建议；
（五）各种必要的附件；
（六）调查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第三十四条 事故调查报告草案完成后，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可以向下列有关单位和个人征询意见：
（一）参与事故调查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二）与发生事故有关的当事单位和当事人；
（三）事故调查组组长认为必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被征询意见的国内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收到征询意见通知后15天内，以书面形式将意见反馈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对事故调查报告草案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写明观点，并提供相应的证据。
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将征询的意见交给事故调查组研究。事故调查组组长应当决定是否对事故调查报告草案进行修改。事故调查报告草案及其修改草案、征询的意见及其采纳情况应当一并提交组织事故调查部门的航空安全委员会审议。
第三十五条 航空安全委员会负责审议通过事故调查报告。
航空安全委员会对事故调查报告草案或者修改草案审议后，可以决定对事故进行补充调查或者重新调查。
第三十六条 由地区管理机构组织事故调查的，应当由地区管理机构在事故发生后90天内向民航总局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由民航总局组织事故调查的，应当在事故发生后120天内由民航总局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事故调查主管部门提交事故调查报告。不能按期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
应当向接受报告的部门提交书面的情况说明。
第三十七条 民航总局对地区管理机构提交的事故调查报告审查后，可以要求组织事故调查的地区管理机构进行补充调查，也可以由民航总局重新组织调查。
第三十八条 向有关国家征询对事故调查报告草案的意见以及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十三《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或者国际间双边协议的规定，向国际民航组织和有关国家发送事故调查报告事宜，由民航总局事故调查职能部门负责统一办理。
第三十九条 事故发生后45天内，发生事故的单位应当如实向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正式报告事故航空器的直接经济损失。决定修复的，应当开列详细的修复费用清单，列明各单项费用和总费用。
第四十条 事故调查报告经国务院或者民航总局批准，或者由民航总局转发后，事故调查即告结束。
事故调查结束后，发现新的证据，可能需要推翻原结论或者可能需要对原结论进行重大修改的，经批准机关同意，可以重新进行调查。
第四十一条 事故调查结束后，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对事故调查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事故调查的文件、资料、证据等清理归档，并永久保存。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民航总局新闻发言人或者由民航总局指定的人员统一负责事故调查信息的发布工作。其他单位和个人在事故调查工作结束前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或者透露有关事故的信息。
第四十三条 因非法干扰造成的飞行事故，由民航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商公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第四十四条 涉及军、民航双方的飞行事故，事故调查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五条 事故善后处理由民航总局另行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一九八○年六月十六日民航总局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事故调查条例》同时废止。此前民航总局发布的其他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2000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