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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法》几项规定的刍议

王会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针对存在的问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总结婚姻法实施经验、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考察、以及借鉴国外有关的婚姻家庭规定的基础上，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它对重婚问题、离婚问题、结婚问题、无效婚姻问题、夫妻财产制问题，以及保障老年人权益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是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学习、领会修改后的婚姻法是当前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依据该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法律，就该法中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探望权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等问题，结合自己的审判实践谈一点粗浅的个人看法。
一、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透视
新《婚姻法》增设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这一规定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上的空白，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一)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成因及确认
1、无效婚姻
所谓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违法婚姻。无效婚姻并不是婚姻的一个类型，只是说明借婚姻之名而违法结合的一个特定概念。它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新《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了四种无效婚姻：（1）重婚；（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4）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婚姻。
2、可撤销婚姻
所谓可撤销婚姻，是指婚姻成立时违背婚姻要件，依法应当撤销的婚姻。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结婚不是受胁迫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结婚没有形成真正的合意。这些结婚行为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自愿、婚姻自由原则而具有违法性。但这种违法性是相对的，法律规定可以撤销此类婚姻，但同时规定，将撤销的权利赋子受胁迫的当事人，是否行使撤销权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即所谓“不告不理”原则。
可撤销婚姻之受胁迫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但当事人行使撤销权的时效应受合理限制，新《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二）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1、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2、男女双方同居期间所得财产，不适用夫妻财产制度。
3、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当事人协议或法院判决只能针对双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不能处理同居前双方各自所有的财产，同居前双方各自所有的财产仍应归各自所有；(2)关于因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问题。因为存在重婚，必然有某一个当事人既是合法婚姻的一方，又是无效婚姻的一方，这就意味着该当事人的财产所得具有双重性，即它既是合法婚姻中的夫妻共同财产，又是无效婚姻男女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所以，处理无效婚姻的财产问题必然与合法婚姻的另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因此，合法婚姻当事人对无效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处理协议享有抗辩权；对涉及无效婚姻当事人处理财产的诉讼案件，合法婚姻当事人享有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权利，如合法婚姻当事人不知情或未申请参与诉讼，笔者认为法院应依职权通知其参与诉讼。
4、当事人所生的子女，应适用新《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二、关于探望权
新《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增加了关于探望权的规定，父母离婚后非带孩子的一方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带孩子一方有让非带孩子一方探望子女的义务；离婚只能解除夫妻关系而不可能消除父母子女关系的身份和血缘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婚姻法》所规定父母探望子女的权利，是我国婚姻制度的进一步的完善。
（一）探望权的法律特征：
1、探望权的主体是曾经存在夫妻关系的男女双方的一方。男女双方过去曾经存在夫妻关系，经过离婚而解除了婚姻关系。探望权的主体相对于被探望的子女来讲只能是父或母。笔者认为探望权的行使只限于孩子的父母双方，不得任意扩大范围。
2、探望权行使的时间是离婚后。通过离婚程序，夫妻双方解除了婚姻关系，才能产生探望权。
3、探望权的主体必须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本来经常就同被抚养的子女在一起，自然也就不存在探望的情景。
4、一方行使探望权时，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离婚后，子女一般是同直接抚养其的父或母生活一起，一方行使探望权，去看望子女，往往需要另一方的配合、协助。因此，新《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将另一方的协助做为义务予以规定。
（二）司法实践中，适用新婚姻法中有关探望权的规定应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1、探望权的行使应充分尊重被探望人的权利。根据新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协议方式，一种是判决方式。笔者认为，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行使探望权，都应充分尊重被探望人本人的意见。探望权的行使时间跨度长，被探望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随着本人年龄、智力、学识、阅历的丰富而增长，是一个从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到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发展过程。需要不需要探望，探望会给自己造成怎样的影响，只有被探望人体会得最深刻，也最有发言权。因此，探望权的行使必须充分尊重被探望人的意思表示。应当从子女的实际利益出发，考虑被探望者的意志。以什么年龄段为标准来考虑子女的意见，笔者认为是否可参照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以10周岁为标准。
2、探望权行使方式中协议的内容或判决的内容都不宜作硬性规定，不宜规定探望的具体时间、探望的次数及探望的具体方式等。虽然硬性规定，执行起来看似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探望权的行使要受到享有探望权人自身的制约、被探望人的制约、协助义务人的制约外，还会遇到周围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例如：享有探望权的人因工作或生病不能行使探望权，山洪、地震等不可抗力的影响使当事人之间不能行使探望权等。
3、探望权的执行不宜采取强制措施。一是不易把被探望的人当作执行对象，不准出现“抢孩子”的现象；二是对违反协助义务的人宜进行批评教育为主，不宜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只有对态度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且经批评教育仍不思悔改的当事人才能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
4、与父或母生活在一起的再婚配偶及其他的家庭成员虐待或歧视被探望人的，应是探望权中止行使的法定事由之一。根据新《婚姻法》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探望权的行使必须利于被探望人的身心健康。被探望人受到虐待或歧视不利于被探望人健康成长，应明文规定虐待或歧视被探望人，应中止探望权的行使。
三、关于“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的理解
所谓救助措施，是指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受害人依法可以采取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方法、手段和措施。法律责任，是指当事人由于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笔者就新《婚姻法》中关于“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1、关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第四十六条对离婚中一方有重大过错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为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赋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有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根据该条，笔者认为：(1)只有在法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只有在无过错方提出请求时，法院才能判决赔偿。赔偿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失、人身伤害，也包括精神损害而且主要是精神损害。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可以适用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果双方是共同财产制，先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分割财产，再判决过错方以自己的财产赔偿；如果实行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可直接判决过错方赔偿。(2)当事人在离婚时，无过错方以第三者造成其夫妻离婚后果为由，起诉第三者，要求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对此，不应将第三者列为共同被告，因为离婚案件不牵涉第三方，即使是因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过错也在于夫妻关系中的一方，应当由其赔偿。 (3)第四十六条对何时可请求赔偿未予明确。笔者认为应以离婚时提出为宜，这时提出赔偿请求能最大限度保护无过错方。离婚后再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由于无法控制对方的财产，即使判决也较难执行。
2、关于离婚时非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夫妻双方离婚时，财产问题往往是互相争执的一个焦点。当事人一方为了使对方少得或不得，有时采取错误做法，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的财产。针对这些行为，最高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曾做出相关处理规定，第四十七条将司法解释的有关内容上升为法律的规定，能够更加有力地打击、惩罚这些不法行为。根据该条，笔者认为：(1)在诉讼离婚时，发现一方有私自处分财产等不法行为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少分是原则，不分是例外。且少分或不分是针对私自处分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对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少分或不分。(2)诉讼离婚或协议离婚后，另一方发现对方在离婚时实施了私自处分财产等不法行为的，可以起诉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起诉的时效适用一般时效的规定，即从发现或应当发现对方有这一行为时两年内提出。再次分割的共同财产是指发现的、被一方隐藏、转移、变卖的共同财产，或一方伪造债务多侵占的共同财产，不包括离婚时已经分割完毕的夫妻共同财产。(3)对这些不法行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妨害民事诉讼为由进行制裁。




试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钱贵


　　一、当今关于量刑建议权研究的现状
　　有的研究者根据案件审判程序不同，提出了简易程序求刑方法和普通程序求刑方法；对照法院的量刑，算出求刑的准确率，并进一步提出绝对性求刑的观点。有的研究者将求刑权作为检察机关的抗诉基础，提出有利于保障辩护权行使的观点。有的研究者甚至提出常见罪名建议量刑细化的意见，对盗窃罪、诈骗罪、贩卖毒品罪按数额或数量的不等而提出不同的量刑建议。无论从量刑建议权法理根据的角度，还是从现行法律依据角度来分析，上述观点都有着值得商榷之处。
　　二、量刑建议权的法理根据和法律依据
　　我们认为在确定求刑权的价值取向时，必须了解量刑建议权的法理根据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依据。否则，量刑建议权的研究方向会出现偏差。
　　1、量刑建议权的法理根据。刑罚是犯罪的直接法律后果，其内容是国家给犯罪人施加某种痛苦、折磨，使其遭受一定损失或丧失某种社会地位（剥夺一定的法益）。以国家运用刑罚的刑事活动的特点与刑罚之运用的特有的逻辑为根据，刑罚权可分为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四个方面的内容，彼此联系，互相依存，共同构成刑罚权。其中，求刑权就是起诉权，属于诉讼法范畴，它包括举证犯罪事实的存在和请求适用刑罚；量刑权是根据求刑而决定是否科刑与科处什么样的刑罚的权力，它包括是否科刑与科处什么样的刑罚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从法理根据的角度分析，量刑建议权或求刑权不单单是请求法院或建议法院对被告人科处什么样的刑罚，更重要的是是否科刑的问题。
　　2、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则并没有直接明文规定公诉人有量刑建议的权利，《规则》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五项规定“公诉人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针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全面阐述诉讼主张，反驳不正确的辩护意见”；第二百九十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应当客观、全面、公正地向法庭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或罪轻的证据”；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公诉人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未出庭证人的证言笔录等应当围绕下列事实进行……（八）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与代理”的内容中，也没有辩护人有对被告人量何种刑罚、量多少刑期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和义务。辩护人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在抗辩式的庭审中，公诉人没有权利和义务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处以何种程度的刑罚，辩护人也没有权利和义务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处以何种程度的刑罚。
　　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公诉人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只有上述规定，量刑建议权权限只能是向法庭提出我国《刑法》对被告人适用关于定罪和量刑幅度的条款以及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这就是量刑建议权价值取向。具体到个案，公诉人量刑建议权只能局限在定罪和量刑幅度内，向法庭提出《刑法》总则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情节，建议法庭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对被告人加重、从重或从轻、减轻处罚。
　　三、量刑建议权制度设计
　　1、现有学者或司法实践者提出的量刑建议权制度实质性设计。目前，我国求刑权的提出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概括性量刑建议，即在起诉书中指出量刑是应当使用的刑法条款，建议审判机关根据此条款进行定罪量刑；二是相对性量刑建议，即在法定刑的幅度内压缩量刑空间，提出一个较小的量刑幅度，建议审判机关根据压缩的量刑空间进行定罪量刑；三是绝对性量刑建议，即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一个绝对刑种和刑期，建议审判机关在量刑时予以采纳。据了解，各地公诉机关在求刑权的提出方式上，多采用后两种即相对性量刑建议和绝对刑量刑建议。当前存在的三种求刑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被认为各有利弊。一种观点认为：概括性量刑建议的量刑幅度较大，不能明确表达公诉量刑意见，起不到深化公诉改革的作用，达不到实施量刑建议的目的，如果对我国既存的公诉制度进行考证，就不难发现，这种概括性量刑建议实际上就是对过去公诉制度的翻版，可以说，过去公诉案件在公诉书中所引用的刑法条款，本身就起到了概括性量刑建议的作用，所以，在求刑权的制度探索中再实施这种概括性量刑建议，其实质是起不到设置求刑权的价值作用的。对相对性量刑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对被告人的量刑只能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度”，在法定刑幅度内又确定一个小幅度，有画蛇添足之感，这有违建立求刑制度的初衷，对求刑制度的推广和深化均无益处。对绝对性量刑建议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绝对性量刑建议的提出，一是风险太大，容易与刑事审判权发生冲突，被认为是对量刑权的干预，二是检、法两家在认识上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双方在案件的最终判处上出现诉、判不一，甚至会大相径庭，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处理上，法院的判决可能使绝对性量刑建议无法落实，由此导致检察机关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量刑建议权制度设计对公诉权和审判权两者的性质产生误解，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分工负责原则的规定。特别是有的实践者提出绝对性量刑建议的刑期与判决的刑期加以对照的观点，欲达到两者误差小的程度。这是不符合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准则，因为我国不是适用判例法的国家，拿既定的量刑标准去衡量现有案件的事实而作出量刑建议是不准确的。如果这样可以施行的话，我们只要在电脑中编一个程序，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输入电脑，就可以得出一量刑建议了，而无须司法者的司法理念和价值判断了。因此，笔者认为绝对性量刑建议是错误的。
　　2、采取幅度刑量刑建议和绝对刑（无期徒刑、死刑和死缓，而不是绝对的刑期）建议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形式较为合理性。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我国的司法实践宜采取幅度性求刑和绝对性求刑相结合的体制，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刑法所设置的刑罚本身就存在着幅度刑和绝对刑而确立的。幅度性量刑建议主要适用于法定刑有一定幅度的刑种，如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等，这种幅度性求刑要求每一起案件的每一名被告人都要落实在一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某一个量刑幅度范围内，而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量刑幅度内，当然，有附加刑的应当单独提出，幅度性量刑建议多为基层检察机关采用，这与基层客观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案件现实相联，也为基层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比较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绝对性求刑主要适用于法定刑没有自由裁量空间的刑种，如无期徒刑和死刑等，这种案件一般是由市、州以上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案件的恶性程度、复杂程度较大，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要求较高，这与市、州一级所担负的工作性质和所承担的责任紧密相连，如对一起案件到底是建议审判机关判处其死刑，还是判处其死缓，这就要求检察机关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这无疑对检察机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检察官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深厚的法学功底结合案情实际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张宏森著的《大法官》中林子涵在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一段话：王杏花故意杀人罪（因长期受被害人即其丈夫蹂躏和摧残杀了丈夫）虽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她的杀人动机有无奈之处和反抗意味；当然，无奈和反抗不能抵消杀人罪名，但犯罪根源和行为动机值得考虑……合议庭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这样的法理思想，这就是，实现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正，但法律本身，特别是成文法本身，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总会有各种形态的新问题涌现出来，使法律，特别是成文法显示出某种滞后性。因此，为了实现公正，法官不能完全拘泥于法律本身，而是根据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对法律有不断的创新性解释。成文法和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会有两种道路可供选择。面对王杏花案，合议庭选择的是倾向于实现公正的解释。因此，我想特别强调实现公平比实现法律更为重要……（王杏花最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虽然这只是小说的情节，但是我们认为林子涵说的话就包含着一种死刑的价值判断问题，即实现公正比实现法律更为重要。虽然这是小说颂扬了一名审判员对死刑的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检察官也必须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深厚的法学功底结合案情实际向法庭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
　　幅度性求刑和绝对性求刑的分级使用，不仅体现了不同的层级之间对求刑权的不同要求，同时也为我国刑法所制定的幅度刑和绝对刑提供了相对应的求刑制度。我们只能从审级上来大体判断出应当对被告人实施什么样的刑种和刑期。如果是基层法院审理来判定被告人的刑期有两种情况：在一罪的情况下，只能是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6个月以下的拘役和2年以下的管制，在数罪并罚的状况下，只能是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拘役、3年以下的管制。在此，我们可以提出量刑建议的刑种和该刑种内的幅度刑量刑建议，而不是该刑种内的绝对刑量刑建议。如果所审理的案件是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案件，那么，被告人无论是一罪还是数罪并罚，其判决的结果一般都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在此，我们应该提出对被告人适用无期徒刑、死刑或死缓的绝对刑。但是，这种建议在本质上是公诉人建议实施刑罚处分权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建议实施刑罚处分权是要求对案件实施刑罚处罚，对于不要求实施刑罚处罚的要求，理所当然应当排除在此种建议权之外。在这一点上，免予刑事处分是刑罚处罚的一种例外，由于它本身不是刑罚处分，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使用，所以，它既然是建议实施刑罚处罚权的例外，也应当是求刑权实施中的例外。尽管我国《刑法》将“免予刑事处罚”放在了《刑罚》章节中，但《刑法》第三十七条是这样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由此可见，免予刑事处分不是刑罚处罚，所以，建议实施刑罚处分权应当将免予刑事处分排除在外。
　　3、建立外部法定的程序表现形式和量刑建议权的内部程序表现。
　　在以有的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的提出，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一是以“求刑意见书”形式单独向法院送达。对此，一些地方对“求刑意见书”明确规定了固定格式，其意见书和起诉书在提起公诉是一并送达法院，由法院再送达被告人，并告知被告人有量刑答辩权。二是在起诉书中予以载明，起诉书不仅要明确被告人应确定什么罪名，还要提出量刑建议，将问罪权和量刑建议权都体现出来。三是在法庭辩论阶段以言词方式予以表达，这种表达方式一般不在起诉书中载明，而是将法庭辩论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控辩双方就犯罪事实、证据和罪名方面进行辩论，这一阶段解决的是定罪问题，即问罪权的落实；在第二阶段，控辩双方在定罪的基础上就被告人应处的刑罚进行辩论，这一阶段解决的是量刑问题，即量刑建议权的落实。
　　笔者认为，量刑建议权的外部表达形式应用法定的形式予以确立，宜在起诉书中明确予以提出，并应在法庭辩论阶段予以阐述。这样不仅充分展示了公诉机关对于问罪权和量刑建议权的诉讼主张，也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便于他们充分行使自己的量刑答辩权。在内部操作程序上，应当制作详实的量刑建议书，提出量刑建议是通过综合考虑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刑法条文中规定的量刑幅度，在量刑幅度内提出从重从轻的情节和加重减轻的情节，提出正确的量刑建议。报经检察长或主诉检察官审批，重大复杂案件应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应当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开始发表公诉意见阶段就量刑建议阐明检察机关的理由，此时，量刑建议立足于事实和证据之上，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也较为客观、公正，易于为各方面所接受。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公诉人一般不出席法庭，公诉人在提起公诉之前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情节、被告人的态度和证据证明力已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对于定罪量刑已有充分的把握，所以，应当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
　　四、量刑建议权的原则
　　笔者认为：量刑建议权的根本原则有目的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在千差万别的个案面前，公诉人不仅在掌握上述两原则的前提下，而且要对个案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客观的把握和评估，对法律规定的各类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如累犯、主从犯、聋哑人犯罪、自首或立功等，以及法律规定的各种酌定情节等，进行全面和科学的评判，提出个案从重或从轻的量刑建议。
　　1、目的性原则。
　　目的性原则是指：我们在量刑建议时，将量刑建议作为运用刑罚的活动的一个环节，以实现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有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之分。因此，量刑建议应与刑罚的个别预防相适应、与刑罚的一般预防相适应。首先，量刑建议应与刑罚的个别预防相适应。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要求刑罚的分量须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人身危险性较大的即再犯罪可能性较大的，量刑建议时应建议适用法律条款中刑种较重的刑罚，并在幅度量刑范围内建议从重处罚；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即再犯罪可能性较小的，量刑建议时应建议适用法律条款中刑种较轻的刑罚，并在幅度量刑范围内建议从轻处罚。从而，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其次，量刑建议应与刑罚的个别预防相适应、与刑罚的一般预防相适应。即量刑建议应考虑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以防止犯罪人以外的一般人犯罪的可能性。
　　2、公正性原则。
　　公正性原则是指：所建议刑罚的裁量的严厉性程度应该与犯罪的严重性程度相适应，即与犯罪的客观危害性相适应、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是两个不概念，有时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大，但客观危害不大，有时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小，但客观危害较大，我们在量刑建议时，应采用折中原则，应该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作出刑罚轻重的适中量刑建议。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