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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１号）


　　《黑龙江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田凤山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八日


　　　　　　　　　　　黑龙江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保障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事业单位登记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各级各类事业单位。


　　第三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是事业单位登记机构（以下简称登记机关），下级登记机关在上级登记机关的指导下开展事业单位登记工作。


　　第四条　事业单位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领取《营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事业单位证书》，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资格或事业单位资格的，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未领取《营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事业单位证书》的单位，不得以事业单位法人资格或事业单位资格开展活动。


　　第五条　事业单位登记事项包括：单位名称、主管部门、编制数额、业务范围、经费来源、资产总额、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办公地址、机构代码。

第二章　登记管辖





　　第六条　省属事业单位，由省登记机关登记。


　　第七条　市（地）属事业单位，由市（地）登记机关登记。
　　市辖区属事业单位登记管辖，由市登记机关确定。


　　第八条　县（市）及乡（镇）属事业单位，由县（市）登记机关登记。


　　第九条　除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之外的事业单位，由批准设立部门的同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第三章　设立登记





　　第十条　事业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第十一条　申请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规范的名称；
　　（二）符合规定的组织章程；
　　（三）固定的场所；
　　（四）明确的业务范围；
　　（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六）与其业务性质、范围及规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设备设施和资金。


　　第十二条　申请事业单位登记的，应当具备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外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申请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事业单位负责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书》；
　　（二）批准事业单位设立的文件；
　　（三）组织章程；
　　（四）《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书》签署人的身份证明；
　　（五）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明或资产信用证明；
　　（六）场所的使用权证明；
　　（七）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申请事业单位登记的，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主管部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登记申请书》；
　　（二）批准事业单位设立的文件；
　　（三）场所的使用权证明；
　　（四）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一个事业单位只能登记一个名称。一个事业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应当以与其主要业务相应的名称进行登记，并同时注明其他名称。


　　第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收到事业单位申请设立登记的全部材料后，应当在３０日内办结登记或发出不予登记通知书。


　　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凭《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事业单位证书》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并将印模向登记机关备案。

第四章　变更登记





　　第十八条　事业单位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九条　事业单位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或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批准事业单位变更事项的文件；
　　（三）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条　登记机关在收到事业单位申请变更登记的全部材料后，应当在３０日内办结变更登记。

第五章　注销登记





　　第二十一条　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事业单位清算结束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一）经费无保障、６个月未开展活动的；
　　（二）设立主体决定解散的；
　　（三）事业单位因合并、分立解散的；
　　（四）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被责令解散的。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或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批准事业单位解散的文件；
　　（三）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
　　（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事业单位证书》；
　　（五）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三条　经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事业单位终止。

第六章　年度检验、证书管理和公告





　　第二十四条　经核准登记的事业单位，应当自每年１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止，向登记机关提交年度检验报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事业单位证书》，接受年度检验。


　　第二十五条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事业单位证书》由省登记机关统一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损毁、出借、转让。


　　第二十六条　事业单位法人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由登记机关发布公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视其情节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收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事业单位证书》，并建议其主管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或报送年度检验报告的；
　　（二）擅自改变登记事项的；
　　（三）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四）伪造、涂改、损毁、出借、转让《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事业单位证书》的；
　　（五）未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事业单位，以法人资格开展活动的。


　　第二十八条　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一）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按期限办结登记的；
　　（二）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事业单位予以登记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一项诉讼活动。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不同的是，行政诉讼因官与民之间的纷争而引发，现实地位的悬殊使得由何人代表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具有强烈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成为当下行政审判重要使命的背景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对于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满足民众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诉求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并未就行政首长是否需要亲自出庭应诉作出明确规定，但全国各地相继通过颁发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并得到了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近年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实际运作呈现出首长出庭应诉率和案件协调和解率大幅提升的可喜变化。“海安样本”的出现和传播，则预示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推广。

　　与如火如荼的制度实践相比，目前的行政法学理论并没有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一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制度创新给予应有的关注，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保障机制的研究还相当匮乏。作为一项本土化的自生自发型制度创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充满着实践智慧和经验理性，预示着中国本土行政审判模式的悄然转型，亟待学术研究者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建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所言：“行政审判工作迈出每一步，都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就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而言，实践需求和现实功效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宪法所确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换言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本身就是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宪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上述规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作为我国基本行政领导制度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义在于，行政首长不仅要对其个人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还要对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本机关组成部分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所属组织的行政行为负责。在当下中国“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已成公权力运行痼疾的时代背景下，重申“行政首长负责制就是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具有极为特殊的现实意义。之所以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于行政首长负责制，直接源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行政首长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目前，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质疑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必要性的认识，即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而非行政首长作出的，行政首长因不知情而没有必要亲自出庭应诉。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实践中，除了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外，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乃至集体讨论在很多时候都是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内部必经程序。例如，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在所属机关具体行政执法人员的请示汇报或者班子成员的集体讨论中，行政首长对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完全是知情的。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是先前行政程序义务的自然延伸，既有利于人民法院全面查清案情，也有利于被告借助庭审向原告进一步做好解释工作。

　　其次，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决断者”。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已经成为当下评判行政审判工作的首要标准。我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社会转型期间的发展失衡、政策失当和分配不均又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不仅要讨个“说法”，而且更要得到“实惠”。与此相伴随的，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不仅需要“定分”，而且更需要“止争”，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和所在行政机关各种资源的掌控者，行政首长在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需要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充分的理由说明；另一方面，行政首长还需要就案件的妥善化解提供方案。特别是在被诉行政行为并非完美无缺、原告利益受到实际损害时，行政首长应诉的态度更为重要，可以说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事实上的决断者。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有利于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最后，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源头性预防的“责任者”。党和国家对社会稳定的高度强调以及纠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决定了纠纷解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行中的特殊意义。持续多发的社会冲突很容易使转型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乃至引起社会危机。正是基于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关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6年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进而确立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发生”的司法理念。面对“信访潮”的涌现和“维稳”的现实压力，行政机关必须切实肩负起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重任。行政首长通过走上法庭与原告激辩、与人民法院沟通，能够及时掌握行政争议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避免新的行政争议的产生。可见，以发展为第一履职要务的行政首长也应当“兼理”司法，以亲自出庭应诉的方式履行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责任。

　 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实现了行政诉讼法制发展与宪法原理的对接，从而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极为扎实的理论根基。目前，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正式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也必将实现法制化的飞跃，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法律保障机制的研究亟待展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