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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建立预防和控制农民负担反弹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浙农监[2009]2号


各市、县（市、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省直涉农收费部门：

现将《浙江省建立预防和控制农民负担反弹体系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九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

浙江省建立预防和控制农民负担反弹体系的意见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6〕48号）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提出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村级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承担的各类行政事业性费用和经营服务性费用以及农民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资金和劳务。

第三条　预防和控制农民负担反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四管齐下，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教育，抓好源头防范，开展监测预警，采取重点监控，重视维权援助，健全工作考核，严格责任追究，切实构建起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第四条　预防和控制农民负担反弹工作的目标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成果，确保农民负担继续减轻不反弹，确保涉农负担信访不增加，确保涉农负担恶性案（事）件和重大群体性案（事）件不发生，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章 源头防范



第五条　依法设立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省财政、价格部门会同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对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面向农民的重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设立与调整，价格、财政部门可以采用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征求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出台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和措施。

第六条　加强对涉农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下同）的监管。涉农经营服务性收费，应当坚持公开、公正、自愿委托和质价相符原则。严禁将涉农公益性服务由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严禁强制服务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政府公益性服务机构在推介农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时不得从中牟利。

第七条 建立和完善涉农收费公示制。凡是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都必须将执收单位、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记入收费公示牌予以公示。

收费公示牌由县级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并置于村庄显要位置或村务公开栏内，方便群众阅看。涉农收费单位也应在其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相关内容。县级价格主管部门应根据涉农收费项目的变化及时调整公示内容。

第八条 严格执行村级组织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

（一）限额标准。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1500元，其他地区村级组织3000元，其中省确定的低收入农户集中村村级组织600元。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100万元以上且村规模在2000人以上的，标准可适当提高，但最高不超过限额标准的一倍。

（二）提高公费订阅报刊限额标准，需经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市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报省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三）任何部门和单位向村级组织征订报刊应坚持自愿原则，严禁摊派发行，不得强行征订。

（四）严禁将报刊订阅完成情况纳入县（市、区）对乡（镇）、乡（镇）对村干部的年度考核。村级公费报刊订阅方案应报乡镇纪委审核把关，实行超限额部分“谁征订、谁负责”。

第九条　规范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行为。村内兴办集体公益事业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应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原则，严格按照《浙江省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实施办法》（浙政办发[2007]54号）执行。

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乡镇政府负责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监管，对违规筹资筹劳或擅自改变用途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及时退还违规所筹资金，对违规筹集并已使用的劳务要按省定标准给予相应报酬或补偿。情节严重的，应依法、依纪处理。

第十条 推进村级债务化解。按照国办发〔2005〕39号、浙政发〔2005〕5号和浙政办发〔2006〕6号文件要求，严格制止新增村级债务，化解村级债务。

（一）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加大财政对村级组织运转的补助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安排涉及村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时，应足额安排资金，原则上不要求村级配套资金。村内生产和公益事业建设，必须量力而行。

（二）建立村级债务半年报制度，于当年7月和次年1月的第一周逐级上报村级债务及其化解债务情况。

（三）健全新增债务责任追究制度，落实“谁举债、谁负责”的责任制度，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第三章 监测预警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农民负担动态监测网络。

（一）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各级建立农民负担动态监测点。

（二）农民负担动态监测实施主体。由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负责对农民负担监测点的信息收集和汇总分析，加强对监测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指导，落实监测点补贴经费。

（三）动态监测内容。农民、村级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承担的各类行政事业性费用和经营服务性费用，村内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各类集资摊派和政府惠农补贴等等。动态监测应实时反映农民负担变化情况。

（四）强化涉农负担案（事）件月报表报告制度。每月第一周逐级上报上月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发生情况。突发事项、重大事项实行24小时实时报告制度。

第十二条　建立农民负担预警机制。当某一监测指标值出现异常或同一地区一段时间内同类农民负担信访件多发时，发生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立即调查核实，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农民负担警情报告。特别紧急的可以越级上报。警情报告信息应包括发生事件的类别、初步原因、可能波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提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

第十三条　制定突发性农民负担案（事）件应急预案。对下列案（事）件应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并逐级上报：

（一）引发死人、伤人的；

（二）引发干群严重冲突的；

（三）运用行政和司法手段强制收取或采取不正当措施甚至非法手段致使农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引发农民赴京、来省集体上访造成严重影响的；

（五）被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曝光并产生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不断创新监管手段和方式。

（一）开展明查暗访。省市两级应做到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暗访每年不少于1次；县（市、区）应把暗访作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重要方式，每年不少于2次。

（二）加强涉农收费监管。省、市应定期开展涉农价格和收费专项检查，每年不少于1次；各级涉农收费部门应加强对本领域、本系统内涉农收费的监督管理，每年至少开展1次专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或查处，并把检查情况报同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　建立农民负担社会监督网络体系。

（一）加强对农民负担的审计监督，特别是加强对村内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所筹资金和劳务使用管理情况的审计。

（二）健全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员制度。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农民负担监督员的政策培训和业务指导，切实发挥农民负担监督员监督、举报职能和作用。

（三）健全和完善农民负担信访举报制度。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畅通来信、来电、来访、电子邮件等信访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布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举报电话。

（四）加强新闻媒体对农民负担的监督，逐步建立新闻媒体对农民负担案（事）件的跟踪采访机制和宣传报道机制。

第十六条　建立农民负担重点监控机制。

（一）农民负担重点监控由省市两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期限为1年。实行分级监控，省级重点监控县（市、区）和县（市、区）涉农收费部门，市级重点监控乡（镇、街道）和乡（镇、街道）涉农收费部门。

（二）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对象由省市两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农民负担检查、暗访和信访反映的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报同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研究决定，重点监控对象名单抄送组织、纠风部门。

（三）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地方和单位，应确认为农民负担重点监控的对象：

1．未经法定程序和有权机关批准，擅自出台涉及农民负担收费文件或者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和巧立名目加重农民负担，侵害农民权益的;

2. 违反程序或超范围、超标准进行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强行以资代劳或者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变成固定收费项目的；

3．在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暗访或专项审计中发现加重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且查处整改不力的；

4．农民负担问题多、信访量大、群众反映强烈而重视不够、整改不力，造成农民重复上访、集体上访的；

5．因农民负担原因，引发重大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

6．按照《浙江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专项考核办法》考核等级不合格的。

（四）被确定为农民负担重点监控的对象在监控期间不得评优评先，不得评为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优秀名次；在监控期间，各级组织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主要领导进行考察时，应认真听取同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

（五）被确定为重点监控的对象应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监控期间，重点监控对象必须每季度向对其实施重点监控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一次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六）监控期满，由重点监控对象向实施监控部门提交整改工作总结（同时抄送组织、纠风部门）和验收申请，实施重点监控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其整改落实情况，提出是否取消重点监控或延长监控期的建议意见，并报同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批准。

第十七条 严肃查处农民负担案（事）件。

（一）建立分级查处机制。中央查到或暗访到的农民负担案件由省级查处，省里查到或暗访到的农民负担案件由市级查处，市里查到或暗访到的农民负担案件由县级查处，县里查到或暗访到的农民负担案件直接查处。

（二）及时严肃处理农民负担案件。对违反规定出台的收费项目和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应取消，违反规定乱收费或多收的钱物应如数退还，并视情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发生涉农负担案（事）件，按照《浙江省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浙委办〔2003〕11号）的规定予以责任追究。



第五章 目标考核



第十八条 健全完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专项考核办法。

（一）根据省农负办、省纠风办《关于印发〈浙江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专项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浙农监办〔2006〕9号）精神，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纠风等部门应认真做好对下一级党委、政府和同级涉农收费部门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年度专项考核。

（二）强化专项考核。定期开展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专项考核，考核时间一般为每年的11-12月份。专项考核分级实施，应将下一级的考核工作作为上一级对下一级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年度考核结果，纳入部门责任制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农民负担专项考核结果应在各级农村工作会议上通报。

第二十条　因行政职能转变不再有涉农收费项目的部门，经省农负办、省纠风办同意，可不再列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专项考核对象。



第六章 维权援助



第二十一条　强化教育维权。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相关法律法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以及自身应享有的权益、应承担的义务的了解，增强农民用合法的途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第二十二条　强化法律维权。推进依法行政，畅通农民法律维权的司法渠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指定1-2家机构，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十三条　强化信访维权。对农民负担的信访件，应按照“及时受理、及时查办”的原则进行处理，具体按信访条例执行。建立信访回访包访制度，对信访答复中督办的事项没有较好落实的，及时督促落实，故意推诿拖延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二十四条　强化查处维权。对各级明查暗访到的农民负担案（事）件，有关地方和单位应全面整改落实，及时退还向农民、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取的不合理费用，补足对农户、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补贴补偿。



第七章 组织领导



第二十五条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各涉农收费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按照《关于建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部门责任制的通知》（浙委办〔2002〕24号），对本部门、本系统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负总责。

第二十六条　加强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应把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和完善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例会制度，做到年初有研究部署、平时有检查监督、年终有总结考核。

第二十七条　完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和联络员制度，强化“谁主管、谁负责”的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建立健全各级涉农收费部门联络员制度，逐步构建各级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机制。

第二十八条　建立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保障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应落实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专门场所和专项经费，确保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李 强)


论文提要：
《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造成理论派和务实派之间对此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文章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意在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抛砖引玉作用。
以下正文：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一、合同无效确认应当受诉讼时效约束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 、 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 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确认无效合同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仍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
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具合法性，不应受到保护。但是，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一面，正是因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它也会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不过被侵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能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既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完全可以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行使请求保护权。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效限制，权益被侵害者可在任何时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两年后行使请求保护权，这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明显相抵触，实为不妥。
(四)、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归于行使实体上的请求权。
“否定说”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③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最重要一点----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根据请求主体不同，确认合同无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履行或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和挽回损失；对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是因为该合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单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涉及其他请求权，那么，确认合同无效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对请求人及相对人产生任何影响，显然失去了确认其效力的意义。因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仅仅是在程序上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而是最终归于请求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实体意义的请求权。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确认仍归于实体意义的请求权，同样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
(五)、确认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性质就发生改变。
理论派的“否定说”认为，如果承认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会使本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没有确认其无效，从而该合同就变成有效，非法取得的财产就变成合法，这也是这种观点的立足之点。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无需更多的驳斥，稍具法律知识者都应认为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犯罪行为具有追诉期限，超过追诉期限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难道我们会认为犯罪行为就变成合法的吗？答案当然是“不”，该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超过了追诉期限，而并非由此转变为合法行为。就拿一般侵权案件来说，当事人由于遭受不法侵害，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人民对其所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不再保护，从而丧失胜诉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侵害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是因为其侵害行为已经变为合法行为。因此，违法的始终违法，即使未被追究和干预，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会引起合同性质的改变，此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六)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利于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处理结果往往不能象处理有效合同一样能够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再加上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可以随时主张，那么，处理无效合同的随意性就更大了。有效合同要受到法律规定的种种制约，而无效合同却可以为一方当事人利用无效合同牟利大开方便之门，有损司法公正。无效合同同样也需要及时了结，这符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目的。④　
二、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
既然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就应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期限应为一般诉讼时效，即二年。但是，对于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则不能简单按照有效合同进行确定。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一般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无效合同则应当根据请求确认的主体不同而不同。
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的确认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或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处理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国家干预。对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取确认合同无效，必然是在订立无效合同后，合同当事人认为合同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合同当事人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这种情形由于当事人是把无效合同当为有效合同，其提起诉讼或仲裁完全是按有效合同进行，即在合同履行届满后两年内提起，这时提起的诉讼或者仲裁不会涉及需要确定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因此，对此种情形不再累述。
对于另一种情形，根据请求确认无效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一)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法律约束力，那么，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从订立合同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其理由为：
1、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订立时计算，对合同履行期限超过两年的，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两年后履行期限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因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得不到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支持，那么，合同当事人还得按无效合同继续履行，这样就真的会出现不合法的合同变成合法的合同的情形。
2、按照《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阶段不同，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正在履行中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三是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合同无效。前两种情形的出现，其前提应该是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才可能提出合同无效的确认请求，没有侵害一方当事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出现，因此，这两种情形也不涉及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而第三种情形，即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是否符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既然作为合同当事人，就应当对所订立合同负责，完全负有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义务，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一般都有一个过程，在履行中或在履行完毕时就应当知道合同是否有效或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因此，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与处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一致，既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又能起到规范当事人合同行为的作用，还是一种对订立无效合同的惩罚。
(二)、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包括因无效合同致使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其他人，其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必然是基于其利益遭受损害，而这类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完全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办理，即从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再予以保护。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可能导致无效合同的确认，即无效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这种情形只要来自于国家干预，由于无效合同侵害的是国家财产，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规定，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享有的主体有三类：一是合同当事人；二是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三是国家。
(一)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确认无效后的请求权。
这里所指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应当仅为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没有作出相应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处理，合同当事人在事后请求对方返还或赔偿。对于此类情形，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就知道其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
(二)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
前面已述，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类情形的请求权一般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一并主张。这里所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是指确认合同无效不是由集体或者第三人提起的情形，而此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集体或者第三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三)对于损害国家的利益的情形，由于是实行强制干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就应当一并将当事人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形不再涉及请求权的问题。